日韩产业振兴计划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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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的概念起源于日本。学者小宫隆太郎认为，产业政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就产业间的资源分配进行的协调，主要为对重点产业的培育和保护，以及对衰退产业的调整；二是产业内部进行引导，如推动兼并重组以提高集中度，控制投资、开工规模以及对中小企业的政策。
部分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曾经长期制定并执行具体的产业政策以积极干预经济增长。两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支持的产业类型、政策措施，以及近期产业政策功能的淡化，都具有相似之处。
日本政策效果褒贬不一
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府对经济发展积极干预，主要的政策演变可以分为5个阶段。(见表1)
对日本产业政策持有正面观点的人通常认为日本战后能够迅速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是与实施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分不开的。主要的正面评价包括：
日本政府是根据每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有关产业的地位及其作用来确定各个时期的重点产业，并且通过各种手段加以扶持，以促成整个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
日本在不同时期能迅速地转换产业结构，确定适应世界经济潮流的主导产业。
日本在产业组织政策上，既注意培育大型企业，又对中小企业采取扶植政策，以保证市场竞争能力。
和官方一贯的乐观和热情相比，日本的产业政策在企业界和学术界都不是特别受欢迎：
丰田和本田等战后崛起的明星企业认为他们的成功和产业政策没有关系。
学术界通过实证分析也认为日本经济的成功和产业政策没有显著关系。小宫认为日本出口较多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数产业并没有受到产业政策的好处；Beason&Weinstein对日本13种产业从1950至1990年的成长性与产业政策相关性研究表明，产业政策与产业成长没有相关性；Porter&竹内对日本在国际上成功的20种产业和失败的7种产业进行了详细比较后，得出结论认为成功产业大多没有产业政策支持，失败产业则多是产业政策管束过多，特别是限制竞争较多的部门。
产业政策难以有效的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重点产业的选择未必科学，政府并不具备事前准确收集信息并做出合理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制定的依据不够合理，实施的效果也不佳，特别是产业政策改变了企业的行为和预期，使企业有可能偏离市场机制条件下的合理行为。
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的任云认为，即使强力的产业政策能够达到一定的目标，也存在诸多的副作用，如：指定性优惠政策限制了企业的技术选择，导致技术转型缓慢；共同研发的政策容易导致企业技术趋同和单一，失去竞争力；政府对市场行为过多干预的同时往往忽视市场失效的环节，比如扶持产业的污染问题；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会助长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过多的资源投入到寻租行为中，将会减少生产性的资源投入。
韩国政策更加灵活
和日本政府比较类似，战后的韩国政府也热衷于对经济实施积极、直接的干预，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此后，便进入“放权”时代。1985年，韩国通过《产业发展法》取消了所谓的“战略产业”。1993年，金泳三执政以来，取消或修改了大约1900条产业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逐步从产业倾斜型转向功能型。
纵观各时期韩国主要产业政策，其选择的主导产业基本能把握世界的潮流。同时，韩国特别注重产业相关配套技术的引进和研发。作为科技的学习者，韩国从西方和日本大量引入先进的科技、装备，结合本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韩国的工业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可能是韩国上世纪60-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见表2)
韩国和日本产业政策的相同之处为，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都重点支持重化工业，同时，着力培养一批大型企业。在经济调整阶段，又同样转向对高新产业的培育，并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但是，韩国在战后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却比日本要更加稳定。在重工业化结束之后，韩国并没有陷入长期萧条，原因可能在于：
在经济结构调整期间，韩国主动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这更有利于发挥中小企业的灵活优势，持续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在战后长期的发展阶段，韩国并没有过多地向大型企业倾斜。相比之下，日本对重点企业的保护程度非常高，甚至鼓励大企业进行行业垄断，并默许卡特尔的存在。
在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韩国官僚对企业的参与程度没有像日本那样深入。过多的官商合作虽然能够提高大企业的运作效率，却同时产生了大量的非生产性资源投入，并减少了小企业的发展机会。
韩国在加大自身科研投入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技术引进。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当然，这主要和韩国整体的技术水平仍然明显落后于日本和国际先进水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