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攒宫寺院的创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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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出现了一类比较特殊的寺院——攒宫寺院。攒宫寺院的特殊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南宋孝宗郭皇后、夏皇后，光宗李皇后，宁宗韩皇后等四位皇后先后埋葬于这类寺院的攒宫，而非会稽（今浙江绍兴市）皇陵的攒宫。其实后者才是传统意义上的陵墓，前者显然是新生事物，但确实享有与后者相同的礼仪，获得了同等地位。其次，这类寺院平时要负责为安葬于攒宫的诸皇后追荐冥福。再次，祭祀皇后，巡查、护卫寺院，以及寺院某方面的日常管理等事宜由朝廷派专人负责。最后，因诸皇后要尽快被安葬于攒宫，故攒宫寺院直接由旧寺院改建而成。[1]因其特殊性，南宋攒宫寺院确为值得关注的对象。对这类寺院的创建背景，就有必要作一探讨，以加深对这类寺院的认知。
一、两宋时期陵寺制度的存在
两宋时期的皇陵皆设有寺院，即陵寺。陵寺位于皇陵附近，通过宗教行为，为逝去的帝后追荐冥福；而作为回报，朝廷则以赐田、赐钱、度僧、赐僧号、减免赋役等方式给予陵寺诸多优待。[2]南宋孝宗郭皇后、夏皇后，光宗李皇后，宁宗韩皇后等四位皇后皆未安葬于会稽皇陵，自然无法通过相应的陵寺来为其追荐冥福。不过，建立与陵寺功能相同的寺院，为四位皇后追荐冥福，当在情理之中。于是，临安攒宫寺院得以建立，以一种变通的方式，具有了与陵寺相同的功能。可见，两宋时期陵寺制度的存在，为南宋攒宫寺院的创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二、南宋皇陵安葬制度的变化
南宋皇陵安葬制度的变化，是攒宫寺院得以产生的另一主要背景因素。这先要从北宋皇陵安葬制度谈起。根据文献记载及前人研究成果，可总结出北宋皇陵安葬制度的基本内容，有两方面：1.正常情况下，所有皇有自己的陵墓，且集中于一地。因北宋末年战乱的影响，徽、钦二帝的陵墓（葬所）比较特殊，徽宗陵墓于南宋初年建于会稽，钦宗葬所的具置尚有争议，其余皇陵均集中在永安（今河南巩义市）。2.正常情况下，附葬（与皇子、亲王、一般妃嫔等的从葬不同）于皇陵的，都是皇后。皇后若先死于皇帝，则附葬于前朝皇帝（包括宣祖赵弘殷）陵墓；若后死于皇帝，则在死后附葬于皇帝陵墓。北宋皇后中比较特殊，即在制度规定之外的是真宗生母太宗李贤妃、仁宗生母真宗李宸妃、仁宗郭皇后、哲宗孟皇后及钦宗朱皇后。哲宗孟皇后及钦宗朱皇后均受到战乱影响，前者的陵墓在今浙江绍兴市绍兴县富盛镇赵家岙宝山南麓，后者可能葬于五国城。[3]仁宗郭皇后曾被废黜，虽然死后被追复为皇后，但“停谥册附庙之礼”[4]，只是名义上的皇后，并不符合附葬的条件。而真宗生母太宗李贤妃及仁宗生母真宗李宸妃，生前都不是皇后，死后却得以分别附葬于太宗、真宗的皇陵。真宗生母太宗李贤妃先死于太宗，虽并非皇后，但因系真宗生母，在太宗去世不久，真宗就上尊号为皇太后，定谥号“元德”，并下令附葬于太宗永熙陵。仁宗生母真宗李宸妃的情况类似，死后未能附葬于真宗永定陵，但仁宗得知其为生母后，上尊号为皇太后，定谥号“章懿”，并下令附葬于永定陵。[5]
到南宋，皇陵安葬制度既继承了北宋旧制，又因客观条件而有所变化。需要说明的是，因客观条件决定，宋恭帝及其之后的南宋帝后均未葬于会稽皇陵。故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仅限于理宗之前。继承的一面体现为三点：1.从宋高宗到宋度宗，南宋六有自己的陵墓，且集中于会稽一地。2.高宗邢皇后先死于高宗，其梓宫自金国返宋后，附葬于徽宗永佑陵。3.高宗吴皇后晚死于高宗，附葬于高宗永思陵；孝宗谢皇后晚死于孝宗，附葬于孝宗永阜陵；宁宗杨皇后晚死于宁宗，附葬于宁宗永茂陵。变化的一面也体现为三点：1.孝宗郭皇后（光宗生母）、夏皇后均先死于孝宗及高宗，却未能像更早死去的高宗邢皇后一样附葬于徽宗永佑陵，而是单独建攒宫于杭州修吉寺。2.光宗李皇后（宁宗生母）与光宗同年死去，时间稍早于光宗，却无法附葬于前朝徽宗、高宗、孝宗诸陵墓，也没能与光宗合葬或附葬于光宗皇陵，同样单独建攒宫于杭州修吉寺。3.宁宗韩皇后先死于宁宗，却未能附葬于前朝徽宗、高宗、孝宗、光宗诸陵墓，而是单独建攒宫于杭州广教寺。南宋皇陵安葬同样出现了制度规定之外的情况。一是哲宗孟皇后卒于南宋初年，没有附葬于永安皇陵，而是单独葬于会稽皇陵。二是徽宗郑皇后先死于徽宗，亦未葬于永安皇陵，其梓宫从金国返宋后，附葬于徽宗永佑陵。三是高宗生母徽宗韦贤妃后死于徽宗，本非皇后，却附葬于徽宗永佑陵，其情况与真宗生母太宗李贤妃及仁宗生母真宗李宸妃类似。[6]
由上文可知，在皇陵安葬制度方面，南宋较之北宋的变化表现为：从孝宗郭皇后开始，南宋孝宗、光宗、宁宗的皇后若先死于其夫皇帝，则一律不能附葬于前朝皇帝的陵墓，而是另行在杭州寺院建置攒宫，攒宫寺院因而得以产生。而据下文，南宋皇陵安葬制度之所以出现变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皇陵所在处会稽宝山南麓地势局促，不像永安皇陵所在地那样地势平坦开阔，所以不得不压缩宝山南麓皇陵的建筑空间，将一些皇后安葬在杭州寺院的攒宫中。
哲宗孟皇后卒于绍兴元年（1131）四月庚辰，当年六月壬午，就在会稽宝山南麓皇陵下葬，整个时间很短暂。[7]而且事前并没有预先选择葬地，葬地的选择是临时决定的，主要考虑到近便：“绍兴初，六飞驻越。昭慈圣献皇后上宾，因卜地权攒于会稽上皇村，盖便于修奉也。”[8]也就是说，南宋皇陵地址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没有长远规划，因此难免不能适应将来的需要。于修建攒宫（陵墓）而言，宝山南麓的空间本来就不算宽敞，即南宋大臣赵汝愚所言：“东南诸郡，所至皆山，凡择地者必以山为限，地势局促，不类中原”[9]。再加上攒宫位置的选择要考虑“国姓音利”等风水原则，[10]能够利用的空间就更为有限。到建立了徽宗、徽宗郑皇后、高宗邢皇后、徽宗韦贤妃、高宗的攒宫后，宝山南麓可供将来再建立攒宫的空间，已经相当狭小：“及卜祐陵，遂就其侧并举显肃、宪节二后附焉。显仁、高后（疑当为“高宗”之误）继从其兆，则迫隘已甚矣。”[11]由此反观孝宗郭皇后、夏皇后没有葬于宝山南麓，应该就是因为空间狭小，不得不给高宗生母徽宗韦贤妃预留下将来安葬的空间。宝山南麓可供建立攒宫的空间尽管狭小，但既然南宋王朝坚持在此营建帝后皇陵，就能够想出变通的应对办法。那就是上文所言的孝宗、光宗、宁宗诸帝皇后的安葬原则。该安葬原则实属迫不得已之下的一种调适。宁宗、理宗、度宗攒宫的建立情况，可从侧面证实这一点：因为宝山南麓的空间实在过于狭小，宁宗攒宫的建立，已是违背昭穆序次；而后来理宗、度宗攒宫的建立，又违背了当时奉行的“国姓音利”的风水原则。[12]
综上所述，南宋攒宫寺院得以创建的背景，主要有两方面的直接因素。一是两宋时期陵寺制度的存在，为南宋攒宫寺院的创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二是南宋会稽皇陵所在处宝山南麓地势局促，直接导致南宋皇陵安葬制度较之北宋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南宋攒宫寺院的出现。以上两方面因素皆可视为制度层面的原因，相关制度确保了动用国家资源来完成攒宫寺院的创建。而在制度背后，则隐藏着信仰因素，即南宋皇室对佛教的崇奉。只有南宋皇室崇奉佛教，才会建立与陵寺功能相同的攒宫寺院，通过宗教行为，为逝去的皇后追荐冥福。总之，信仰因素与制度因素两相结合，共同促成了攒宫寺院的诞生。攒宫寺院的创建，体现了南宋时期佛教信仰在实践层面的阶层差异。南宋皇室成员位于社会阶层金字塔的顶端，能够充分利用制度因素，顺利地动用国家资源来满足一己之福。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时期民众佛教信仰的满足，主要借助于普通寺院，而普通寺院的创建，一般通过僧人向信众募缘筹集经费、物资来完成，其间僧众往往历尽艰辛，耗时颇久。[13]
注释：
[1]见脱脱等《宋史》卷34、37、243，中华书局1985年版；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4、78，中华书局1990年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中华书局2000年版。
[2]汪圣铎《宋代的功德寺观浅论》，《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
[3]见《宋史》卷123、242、2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26，中华书局1986年版；刘毅《宋代皇陵制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
[4][5]《宋史》卷242。
[6]见《宋史》卷22、26、34—37、41、123、243；《咸淳临安志》卷14、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宋代皇陵制度研究》；王海雷《南宋六陵的兴废》，浙江大学2006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15页。以上四皇后攒宫寺院的创建时间，分别为绍兴二十六年（1156）、乾道三年（1167）、庆元六年（1200）八月、庆元六年（1200）十二月。而黄敏枝先生认为创建时间均为咸淳四年（1268），距离四皇后的去世时间太远，当有误。见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第298页《南宋功德坟寺设置表》，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此“咸淳四年”之说，可能是由《咸淳临安志》的成书时间确定的，并不可靠。
[7]《宋史》卷26。
[8][11]不著撰人《两朝纲目备要》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9册。
[9]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0]刘毅《宋代皇陵制度研究》。
[12]郑嘉励《南宋六陵诸攒宫方位的复原意见》，《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13]南宋都城临安普通寺院的创建情况具有代表性。可参见《咸淳临安志》卷81《寿圣禅寺》；曹勋《松隐集》卷31《仙林寺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
本文为四川师范大学重点研究课题、博士科研资助项目“宋代江南寺庙的社会史研究——以寺庙建立及发展为中心”（项目号：ZBLSX12—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讲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