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展年度作家陈冠中:用小说写世纪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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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是陈冠中。他是一个多元文化人，办杂志，拍电影，写散文、小说。从2000年起在北京生活，近年写了两部畅销小说都在香港出版，散文集《我这一代香港人》在华文世界颇具影响。

陈冠中1952年生于上海，1956年到香港。他最早的记忆是在广州火车站一张露天的长椅上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坐车赴港。他的青少年在香港度过，中学时期追读《中国学生周报》和《明报月刊》，常在租赁店租武侠小说。1971年进入香港大学，他根据从《明报月刊》上看到的名字，包括殷海光、柏杨、余光中、白先勇、张爱玲、梁实秋、林语堂等，一一寻找他们的书来读，自认是关键的人生转折阶段。

在香港大学，陈冠中读三年制的社会学与政治学，接触了不少专业知识，开始投稿给学生报纸，写过影评，还发表过短篇小说。他也参加一些比较政治化的同学活动，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潮流把我吸过去了，因为其中有很多的文论。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洋气的潮流，英美嬉皮运动到后面是一种反文化运动，是当时所谓英美的‘新左派’。”

1974年，陈冠中到波士顿大学留学，念了15个月的新闻学。他回忆：“那15个月读的书超过我在香港大学三年读的书。本来是有点肤浅的，但去了那边真的变得好好念书了。波士顿大学是东海岸最激进的大学之一，很多被哈佛、麻省理工赶出来的教授都到了那边，我都上过他们的课。麦金泰尔第一课就让我们回去看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从来都没有看过让我这么痛苦的书，每一个字都懂，但好像每一句都看不懂。麦金泰尔很厉害，他当年教的课程叫做《现代性的崛起》，已经开始谈现代性。”

1975年，陈冠中回到香港，在英文小报《星报》当记者。1976年创办《号外》，最初的《号外》是报纸形式，后来因为报亭不要，只能改成双周刊，再改成月刊，最后变成杂志。他说：“我1974年在美国的时候，有很多地下报纸在出版，这种报纸的特性就是以同代人的趣味来定位，不是说娱乐报、知识分子报，是什么都有的，包括同代人喜欢的音乐、食物、时装、政治。”《号外》起初的五六年都亏本，奇怪的是，每次都有人拿钱进去。“在香港某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吸引了很多同道的人，当时是很另类的东西，但是这种另类并不是永远的另类，正在慢慢变成主流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奇迹，不应该活得下去的，都是每次有人救我们才活下去。”

1981年，陈冠中转行当编剧，《号外》则请了一些更年轻的人做编辑工作。从1981年到1983年，陈冠中写了很多剧本，但不算成功。导演谭家明拍《烈火青春》，想拍尼采的游牧思想。因为陈冠中1981年自费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谭家明读后以为陈冠中懂尼采的游牧思想，就让他来写剧本。《烈火青春》拍到预算用完了还没有拍完，就找了很多高手来编结局，最后这部电影有六个编剧的名字，陈冠中只是其中之一。1984年，陈冠中写了剧本《等待黎明》，制作方从英国找了华裔导演梁普智来拍，梁不会看中文，陈冠中就跟老板洪金宝说：我来帮他做策划好不好，不然要请个人替他翻译，我是编剧，跟在他旁边不是很好吗？洪金宝当时忙死了，就让陈冠中当了制作人。陈冠中从此才算正式进入电影行业。那一年，陈冠中以制作人身份推出了两部电影，分别是《等待黎明》和《花街时代》。

1994年，陈冠中到了台北，发现电视业大有可为，就回香港集了点钱，和朋友在台北办了超级电视台。他回忆：“1994年成为台湾有线电视的元年。当时台湾的三个无线台都有硬伤，比如他们的新闻都是在说‘总统’接见外宾，有点像《新闻联播》。他们都跟官方、军方、省政府、党之类有关系。我们是民间的台，就不用管那么多，所以我们从他们手中抢了不少收视率。超级电视台当年有个很凶的口号叫‘一台抵三台’，是岑建勋想出来的。”陈冠中在台北住得太舒服，本来住四年事情就做完了，但他住了六年，一直到2000年才离开台湾。

2000年，陈冠中到了北京，2003年买了房子。他说：“我到北京的时候已近50岁了，我也在海外做了一些事情。我想看中国这个戏怎么演。我觉得应该写点中国的东西。我关心中国那么多年，上世纪70年代做左翼学生，整天以为自己在关注中国。到北京才知道自己完全是纸上谈兵，根本说不到重点，进去住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一直都想好好写中国，但我以前没有写过，不够懂，只是在书本、文章上看到中国。所以，我觉得要进去写点关于中国的东西。我觉得这可以说是世纪的大戏，说不定是两个世纪的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