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效率与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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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脱节现象。新型城市化思路对城市化发展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尤其要实现欠发达地区的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基于杨小凯―赖斯模型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规律,以南宁为欠发达地区代表作了案例分析,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等指标分析了其二元结构现状,并从提高交易效率角度提出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交易效率;城乡一体化;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147-05

引言

城市化水平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有些脱节 [1]。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应该要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城市化的高级阶段。目前,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突出表现在:(1)农村人口比重过高。当前中国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57.24%,在总人口中仍占据着绝对比重,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78%,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53%,而美国和日本的农村人口比重不超过2%和5%。(2)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差距过大。2007年底,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 521.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4 956.4元,两者之比为2.12∶1,如果考虑城镇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实物补贴和实物收入,这一差距将更大。从消费支出看,以欠发达地区的湖南为例,2007年家庭人均消费为6 240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10 532元,农村居民人均3 426元,城镇人均居民消费是农村的接近3倍,而作为广西首府的南宁市,2007年也接近2.5倍。(3)产业结构和从业结构存在明显偏差。中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5.2%,非农产值比重为84.8%,而农业从业人员占到总就业人口的46.9%,二元结构明显。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现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欠发达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第一产业的发展,使农村增收难以实现,最终影响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乡一体化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逐渐成为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研究热点。

关于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蒋秧生(2006)通过对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意义研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制度、保障和教育制度以及财税金融制度,着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和基层民主化的途径来落实统筹城乡发展 [2]。高珊、徐元明、徐志明等(2006)提出了反映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和生活状况三个二级目标和城乡人均GDP、城乡人均工业产值等14个三级指标的城乡融合度指标体系 [3]。也有学者从城市化效率进行研究的。刘晓峰(2007)对城市化效率评价指标的选择进行分析,选择出三大类指标体系,并运用DEA的方法对15个城市的城市化效率进行简单测算,杨方东集中在对城市系统的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定与评价,程楠(2008)主要是对城市化过程单个投入要素效率的研究,集中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利用效率研究 [4～6]。本文则基于杨小凯―赖斯模型从交易效率角度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思路。

一、杨小凯―赖斯模型的拓展

最早运用“二元概念”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是荷兰经济学家伯克。伯克的二元结构学说成为分析转型国家的重要理论,后来的许多学者沿用了这一概念,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产生的影响最大。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增长》中做的这样的假设: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即农村)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单项生产要素――劳动力无限供给,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甚至为负,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代表着更加先进的劳动力处于扩张阶段,由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明显的高于农业,其劳动回报也高于农业部门,促使劳动力要素源源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于一致,城乡差别逐步消除。刘易斯的这个模型对城乡差距问题虽然做了很好的理论解释,但是其假设忽略了土地这一区别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重要的生产要素。杨小凯,赖斯(1994)在其文章中引入了土地要素,并从交易效率视角建立了杨小凯―赖斯模型 [7]。本文在抽取杨小凯―赖斯模型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得到如下简化模型。

假设一:一个经济体只生产三种商品1、2、3∶1、2是工业品,属于非土地密集型产品,生产这两种产品的人既可以分散居住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也可以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区;3是农业品,属于土地密集型产品,农民必须分散居住在一个广大的面积上。

假设二:这个经济体总共有M个生产者―消费者,事前他们是同质的,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生产某种产品和居住模式(远离邻居或紧靠邻居)。

假设三:选择只生产一种工业品的人们称为C类人,选择生产农产品的人们称为R类人。

假设四:一单位商品发生交易时的交易效率是K,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K不同,K值大小取决于人们关于其居住地理模式的决策。如果C类人都居住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则交易效率K=k为一对C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系数。交易效率K=r为一对R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系数,而K=s为一个C类人和一个R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系数。

假设五:k>s>r。之所以这样假定,原因在于:一对居住在一起的C类人,他们很大可能性是选择紧靠邻居的居住模式,而R类人则很可能选择远离邻居的居住模式。如果每个R类人都居住在一个半径为一的圆的圆心的话,C类人则可选择居住在R类人的圆的周围,那么两个R类人之间的距离大于一个C类人和一个R类人之间的距离大于两个C类人之间的距离。

假设六:每个生产者―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

u=(x1+Kxd1)(x2+Kxd2)(x3+Kxd3)

每个生产者―消费者有如下生产函数和工作时间的禀赋约束:xi+xSi=Max{li-α,0},l1+l2+l3=1,α∈(0,1),li∈[0,1],i=1,2,3

α是生产一件商品时固定的学习或者训练费用,li是一个人在生产商品i时的专业化水平,下标i代表商品i,上标s代表售卖(供给)的数量,而上标d则代表购买(需求)的数量。

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根据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得到如下的均衡结构:

(a)自己自足结构A,没有城市,没有市场(A代表自己自足),其人均真实收入是[(1-3α)/3]3。

(b)局部分工结构P2,没有城市(B代表卖商品1而买商品3,C代表卖商品3而买商品1),其人均真实收入是[(1-2α)/3]3s。

(c)完全分工结构D,有城市(图形中的D代表卖商品1而买商品2、3,E代表卖商品2而买商品1、3,F代表卖商品3而买商品1、2),其人均真实收入为[(1-α)/3]3(s4/k2)1/3。

对结构A、P2、D的人均真实收入进行比较发现:人均真实收入的大小关键跟交易效率有关。

表1 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其中,当且仅当k

从上表看,交易效率值不同时,均衡结构的好坏不同,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就从自给自足(A)演进到农民和工业品制造者之间的局部分工(P2),此时没有城市。接着,又出现专业化的工业品制造者之间,以及职业农民与制造者之间的完全分工(D)。城市也就在这种高水平的完全分工下出现,城市从分工中出现的一个充分条件是:在非土地密集型的工业品制造上出现足够高水平的分工。

杨小凯―赖斯模型还进一步证明了,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经济在从平衡的低水平分工向平衡的高水平分工演进过程中,将会出现一个非对称的分工的转型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居民的专业化与生产力水平、人均真实收入都要高于农村,这也就是通俗讲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是,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这种用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差距表示的城乡二元结构将被完全及平衡的分工所取代,城乡两个部门的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将趋同,城乡二元结构将随之消除[8]。

二、杨小凯―赖斯模型的拓展

(一)南宁城乡二元结构分析

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等人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本文将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等指标对欠发达地区的西部城市南宁二元结构进行量化测度。

比较劳动生产率,即一个部门的产值同在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它反映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产值(或收入)比重。通常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而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1。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大,经济的二元性越显著。若设G为总产值(或总收入),L为劳动力总数,G1为农业部门产值(或收入),G2为非农业部门产值(或收入),L1为农业部门劳动力数,L2为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数。又设B1为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B2为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很显然G1+G2=G,L1+L2=L。则,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数学计算公式:

B1=;B2=

二元对比系数为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其值越小,说明二元性越大。

二元反差系数,即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指数理论上也为0～1之间,与二元对比系数相反,反差指数越大,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差距越大,经济二元性越明显;当二元反差指数为0时,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二元性消失。

从表2看,南宁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远小于1,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远大于1,第一与第二、三产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近三年来城乡二元对比系数都在0.3左右,说明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远小于第二、三产业,城乡二元反差系数也较大,故可认为南宁经济存在明显的二元性,城乡差距很明显。

(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途径分析

从前面分析南宁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现,目前中国欠发达地区还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这是欠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问题。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发挥城市经济增长对相对落后农村的“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通常所说的正面影响)回避“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通常所说的负面影响),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推进城市化,是欠发达地区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必经之路。

基于杨小凯―赖斯模型的理论分析,提高交易效率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方法。欠发达地区交易效率低下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没有被高效的利用,新型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和创新意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深入至农村。如果能从提高交易效率着手提高土地要素利用率,从提高交易效率着手在农村逐步推行工业化与技术进步转型,那么农村部门经济就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大的飞跃,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象,实现城乡一体化。

1.积极实现土地流转,发展农村经济

长期以来,农村土地的生产剩余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的土地制度与政策也被视为稳定农村社会的重要基础 [9]。然而,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以分散经营为主要特点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实现土地的自由化、市场化流转能积极有效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发挥土地的规模经营效应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流转是农户在最大化利益动机下的一种市场交易行为。由于农户客观存在的不同的资源禀赋状况,包括人力资本异质性特征,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家庭社会关系,以及当地基础设施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境等等,因此土地流转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表现为制约和影响土地流转的交易效率。交易效率越高,农户完成土地流转所需时间就会越短,土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就越高,市场化程度高就能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所以,提高交易效率是积极实现土地市场化流转,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手段。

交易效率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致就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制度(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各类资本投资)。制度方面又包括村民的医疗保障情况、养老保障情况、村庄人均税费、土地流转次数、实现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是否健全、土地流转合约签订与保障情况等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包括农村离城镇的地理距离、村庄公路建设情况和村庄通讯、通邮、互联网等公共设施建设情况。教育方面包括参与土地流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家庭收入状况等等。提高交易效率,从制度方面看,就是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险制度,适当减少减免农村人均税费负担,建立良好的土地流转制度,包括流转次数对价格的影响以及流转中介组织、买卖双方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看,应加强各项农村基本公共设施建设,包括村庄公路的修建、通讯设备的建造、邮政服务质量的提高和互联网进村等等。从教育方面看,应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在普及中小学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注重培养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大学教育等高层次教育的人才。

2.逐步在农村推行工业化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普遍存在劳动力剩余的状况。刘易斯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的观点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方法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所吸收。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现实状况,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必然导致城市的人口拥挤,出现“大城市病”。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推行农村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在农村经济中加大了非农经济的比重,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调整了产业结构,并且使得原来要在城市和农村相距很远的两地进行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易能够发生在以相邻居住模式的两个消费者―生产者之间,缩短了地理距离,从而提高了交易效率。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对农副产品资源的多样性需求和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引发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引导农村经济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进一步能提高交易效率。而且,非农产业与农业之间出于把外部性市场风险转化为内部协调、增强市场竞争力的相互需要,非农产业往往主动与农业结成“公司+农户”、“贸―工―农”等一体化经济组织,将交易成本消化在了组织内部,提高了交易效率,推动了农业的产业化[10]。

日本农村工业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规模展开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其速度和成效都是值得关注的。日本的农村工业化是分三类区域区别对待进行的。1962年,日本政府制订了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该计划以“防止城市的过度集中”和“消除地区差别”为口号,提出以大规模建立新据点的方式,扩散城市工业,振兴地方经济,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在政策上,日本对农村地区实行财政倾斜,为农村工业企业提供税收、金融优惠等政策。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日本先后出台了《落后地区工业开发优惠法》、《新产业城市法》、《振兴中小企业资金补助法》、《防止转承包费用延期支付等行为法》、《中小企业振兴临时措施法》、《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公害犯罪法》、《防止农田污染法》、《废弃物清理法》、《自然环境保护法》等10多部法律 [11]。在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比较快的是浙江和广东。在浙江,从 1978―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65元上升到8 265元,连续二十三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57元增加到6 442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59.1%下降到37.2%,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0平方米增加到57平方米。2006年,农村全面小康实现度达到68.1%,连续三年在全国个省区排名第一。被人们誉为广东“四小虎”的中山、东莞、顺德、南海4市是农村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四个地区,4市的所在地已经或正在向中等城市发展,乡镇的经济相当繁荣,据测算,平均68平方公里即有一个小城镇;相当于行政村一级的管理区,约有40%办了工业开发小区。农村的道路、桥梁、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都得到了发展,随之为工业服务的商业、饮食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以及金融业、学校、医院、文化娱乐设施也发展了起来。在4市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已超过60,有的区(管理区)社(经济社)转移高达80%～90%。现在4市的农户,纯靠农业为主的一般约占10%。

借鉴国外和国内先进经验,欠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进程从提高交易效率视角看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1)实行区域区别对待原则。要根据区域特色,对当地盛产的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这样就进一步深化了专业化程度,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2)加强服务型政府的作用。从农村工业化计划的出台,到有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定,直到具体的实施,日本政府自始至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前面所提到的,制度是提高交易效率的一个层面,政府作用的加强将在制度上更有利于交易的发生,提高了交易效率,并且规范的制度更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发育,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交易效率。

结束语

城乡一体化是针对城乡二元结构提出的,本文采用模型分析提出了提高交易效率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新思路。并以南宁为例分析了其经济二元结构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依据提高交易效率给出了相关建议。对中国广大的欠发达地区而言,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更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过去,我们针对农村问题都是采取城乡分治的发展思路,着手于从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发展与农民问题,而忽视了城市经济发展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故在吸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思路来考察农村问题,对解决三农问题将有很大的帮助。提高交易效率,就拉近了城市与农村的空间距离,实现了城市与农村的资源共享,最终实现了扩散效应。这是中国欠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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