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的不可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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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译的。翻译就是妥协，不过是在音、形、意方面追求和原作尽可能高的近似值。译者心理沉淀的不同也影响着译本的不同。文化不可译性的根源是语言符号的差异，我们把文化信息符号分为五类：民族意识化符号，民族声象化符号，民族社会化符号，民族地域化符号，民族物质化符号。在翻译语际转换中，两种文化的信息符号在所指内涵和语用意义上都会呈现冲突。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是相对的、广泛的，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语言符号所承载的信息量越大，翻译中遇到的文化障碍就越大，不可译的程度也越大。
关键词：文化 不可译性 翻译
因为语言表达有局限性，落实在纸上的语言往往给人留下无限想象的发挥空间。在读古典文献时，“此中消息不能道”者，为数不少。争论、论辩由此而引发。从文到理，从义到译，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诗有极平浅，而意味深长者。”桐城张徵士若驹《五月九日舟中偶成》云：“水窗晴掩日高光，河上风寒正长潮。忽忽梦回忆家事，女儿生日是今朝。”此诗若把“女”字换“男”字便不成诗。个中意境，口不能言。
在翻译一些古典文献时，译者往往觉得任何译文都不可能把存在于原文中的所有微妙之处，如头韵、回文、词语重复、人物、事件等统统传达出来。究其原因，是语言文字结构上的独特性没有信息相通的渠道，特别是在英语和汉语等非亲属语之间，翻译时语符需要完全换码，因而具有明显的不可译性。比如英语就很难表达汉语中的“风流”“潇洒”“洒脱”“酣畅”等词，因为这里牵涉到文化的不可译问题。
一、地域性――文化的不可译性存在的前提
文化有鲜明的地域性。以国度来划分，文化有国民文化，以民族的生存地域来划分，有民族文化，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地域性。国度地域和民族地域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两种地域文化具有区别于其他种文化的遗传特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兼顾了国民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模糊概念。所谓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别，也就是他们各自文化的遗传特质的差异。①
中西文化的差别尽管难以笼统概述，但却客观存在，而且必然通过文化的载体――语言表达出来。例如：汉语常描写东风，英语却不乏歌颂西风的诗歌；汉诗多描绘春天之美，英诗多抒写夏日之丽，汉语中“个人主义”带有贬义，英语中“individualism”却是褒义；中国人崇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英美人却说“Everyman for himself，and God for us all”；汉语说“闲人莫入”，着眼于他人，而英语说“The employees only”，首先想到自己；中国人讲“笑掉大牙、易如反掌”，英美人却说“laugh off one's head，with a turn of the wrist”；中国的省市可互称“兄弟省市”，而美国的州结为“sister states”；汉语说“红眼病、黄”，英语说“green-eyed，blue movie”。
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不仅通过语言表达，而且还直接反映在东西方语言结构本身的差异之中。格特・霍夫斯蒂在其著作《文化结果：各国价值、行为、制度以及组织的比较》一书中写道：“科学技术方面……西方思维方式是分析式，而东方却是综合式……西方分析思维方式注重成分、东方综合式思维注重整体。”表现在语言上，汉语语法修辞讲意和、重简约、多人称，英语语法修辞则讲形和、重复合、多物称。
很多翻译工作者试图在差异中寻求对等，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可指出大量有关歇后语、回文、典故等不可译的实例，如回文（Palindrome）“Ma is as selfless as I am”等。文化的不可译性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翻译就是妥协，所谓可译，不过是在音、形、意方面追求和原作尽可能高的近似值，近似值的高低也是翻译质量优劣的表现。
二、不同的译本――文化的不可译性的表现
以上我们从文化的地域性角度讨论了不可译性存在的前提，这是外因。起决定作用的内因是译者的翻译能力。翻译的过程：理解原著表达信息读者接受，必须通过译者的主观劳动来完成。而译者是带着自己的文化烙印，凭着自己的有限经历和知识去理解原作的。译者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相同，他们的译本就会不同。例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就有两中不同的翻译：
（1）The Master said：To learn and at due times to repeat what one has learnt，is that not after all a pleasure？That friends should come to one from afar，is this not after all delightful？To remain unsound even though one's merits are unrecognized by others，is that not after all what is expected of a gentleman?――Arthur Waley
（2）Confucius remarked，“It is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as you go on acquiring，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辜鸿铭
“习”字，古语作“”，从羽字，意为小“鸟反复练习飞翔”。Arthur Waley翻译为“repeat what one has learnt（复习）”就有失偏颇了，而辜鸿铭译为“put into practice（实践）”更贴近原义。另外，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句，两人翻译也不同。辜鸿铭译本加上了自己的理解，把朋友来的原因“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加上去了，而“乐”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见到朋友，而且是因为自己有吸引朋友来的魅力。对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Arthur Waley翻译为“To remain unsound even though one's merits are unrecognized by others is that not after all what is expected of a gentleman.（个人的美德不为人所知，默默无闻，不正是绅士所希望的吗？）”似乎也欠妥当。辜鸿铭译为“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更贴近原义。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翻译同一作品往往最易出现译本不同的情况，因为他们的软文化不同。所谓的软文化，即深层结构中的心理积淀，它影响着每个人的思维、观念和价值标准定势的形成。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彼此很不理解和很难接受这种积淀。
以《红楼梦》两个影响较大的版本为例②：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在译本的处理上对语言的选择有本质的区别：一般认为，杨译本准确，在处理词语的过程中如实地保留了原语的形象，让外国读者领略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习俗，真实地感受到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文化；霍译本雅致通达，在西方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免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这一方面体现出译者的原语文化的心理沉淀对译作影响的痕迹，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不同译本，我们可以体会两种文化的本来面目和存在价值的差异。例如，对《红楼梦》中“红”的翻译，霍克斯认为汉语中的“红”和英语中的表示红色的“red”含义不同，汉语的“红”相当于英语的金黄色或绿色。于是霍克斯在很多情况下用“绿”代替了“红”。贾宝玉的怡红院就成了“Court of Green Delight”，怡红公子就成了“Green Boy”。《葬花吟》中开头两句“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中的“春榭”一词，杨译为“spring pavilions”，霍的则是“Maiden's bower”。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可以说，杨的翻译很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榭”就是筑台上的房子，自然跟“亭”是同义词。“春榭”字面上翻译成“spring pavilions”并无不可，但是转换之际情态色彩的丧失却是无可避免的了。西方人对“春天的亭子”是否能理解呢？如果我们深入到诗的底蕴里，就会发觉还是“bower”更胜一筹。原来“bower”在英文当中不仅指凉亭，而且有指闺房的意思。也就是说，“bower”具有双关义，从原著看“春榭”与下句的“绣帘”相对，自然就是闺中少女所居之地了，难怪霍要把“春榭”译作“Maiden's bower”。
译者在处理个别词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单词，而且是两种文化。译者必须把原文放置在相关的历史背景下去宏观考察，多向比较，深入分析，才能比较客观地把握原文意趣。如果译者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立足点就不同，考虑如何准确再现原文旨意，将其翻译成文字，也必然受到各自不同的软文化影响。如在《红楼梦》第二十四回中有一句俗语“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杨译本直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因为英国人的主食是面包、牛奶，所以霍译本就用了转译法：“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杨译本迁就作者，强调忠实于原文，保留原汁原味的异国情调，还是霍译本迁就读者，归化处理，使译文入乡随俗，译者从事翻译时，势必要在信息等价和信息传递两者之间做出孰先孰后的考虑。译者的中介地位决定了他必然处于两难境地。由于软文化个体差异的客观存在而造成译本的不同，读者只能通过比较来体会这部分只可意会却不可译的文化，而文化信息的鸿沟只能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互相交流逐渐被大众理解和接受。
三、语言符号的差异――文化不可译性的根源
语言文字作为交流符号，使人类的思维得以发展。同时，语言文字又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承载文化信息的多方面内涵。语言中的文化信息符号作为一个庞大的“象征系统”（a system of symbols），以散点式结构广泛包容各种各样的信息符号，并且互相交织渗透。
在翻译中常见的情况是，根据承载某一特定文化信息符号的所指忠实地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同一所指的对应符号，似乎这样就可以完成信息传达的任务，但却仍然不能获得一一对应。比如，“诗”与“词”都译成“poetry”，却不能解释二者不同的内涵，因为它只译出了“类概念意义”，没有译出“属概念意义”。两种词语文化信息符号所指内涵在语际转换中呈现冲突，表现出不可译性。
在语际转换中，文化信息符号常常造成障碍，是文化不可译的根源。我们大致把它们分成五类：1.民族意识化符号，如“天诛地灭”反映我国古代天道观，而“judgment of God”反映西方人的基督教信仰和宿命论世界观。2.民族声象化符号，如“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响叮当”“wild-goose chase”（荒谬无益之追求）。3.民族社会化符号，如“洞房花烛”“双喜临门”“play knife and fork”（饱餐一顿）。4.民族地域化符号，如“泰山北斗”“When Dover and Calais meet”（比喻绝不可能的事）“Indian summer”（美国某些地区严冬到来前一段很短的暖和天气）。5.民族物质化符号，如“湘绣”“乌龙茶”等具有明显的汉民族文化色彩，而“hot dog”带有明显的英美文化色彩。
从语用角度讲，与英文相比较，汉语词语往往有褒贬含义，而英文中的对等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中性的。比如“revision”只有中性义“修改”，改好改坏都是它，而译成中文，译成“修正”是改好，因为只有错误才需要修正，而议成“篡改”则是改坏。以上五类符号的语用意义都很突出，因此双语在五个范畴内部都可能出现语际转换中的语用意义冲突。
文化的不可译性不仅表现在词语层面，而且也反映在语言结构之中。例如：
赵老太爷以为不然，说这也怕要结怨。况且做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鹰不吃窝下食”。本村倒不必担心的；只要自己夜里警醒点就是了。
这类句子没有时态和人称的变化，能和叙述语言融为一体，可以说是间接式的，但他们同时又具有直接式句子才有的生动性。杨宪益把它译作：
Old master Zhao，however，did not see things the same way and opined that such a course would only serve to turn Ah Q into a lifelong enemy。Besides，people in that line of work were likely to bear out the truth of the saying“The Hawk is always a pest， but never round its own nest”，and hence there was no need for concern around Wei Village。“As long as we keep a little more alert nights，we should be all right。”
译者先用“opined”这个有负面评价意义和戏嗫色彩的词“发表高见”，表达了对赵老太爷的讥讽，接下来因为英语中没有类似的“两可”句型，赵老太爷这段话在译文中被处理成不同的状态：用间接引语翻译了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很长，译者采用了直接引语，而最后以直接引述原话结束。相比而言，原文的两可句型有较强的客观性，作者更意图扑朔迷离，而译文则不免搀杂个人看法，体现出译者在传递信息时更主动积极地承担话语责任，显得更加肯定、强势、商量余地少。这是因为语言结构不同而造成的语际转换中文化信息的流失。
由于人类文化具有广泛的共性和渗透性，因此文化信息符号有相当一部分是“可译的”，但是如果我们将它们作一个总的比较，就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是相对的、广泛的，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在翻译时，文化的可译性是相对的，不可译性是绝对的。文化信息量和不可译性呈现相同的趋势：语言符号所承载的信息量越大，翻译中遇到的文化障碍就越大，不可译的程度也越大。
四、结语
《诗经・淇奥》在描述君子的行为举止时有这样的诗句：“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学》在阐释“止于至善”之意时也引用了该诗：“‘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切、磋、琢、磨”是古代加工玉器的四种工艺，《诗经》和《大学》借以阐述自我修养和完善的途径和方法。从事翻译工作之际，对原作特别是古典文献中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内涵和实际所指进行理解和表达时，其实也很需要坚持和发扬一丝不苟、精雕细琢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从细微处把握主旨，感知本相，在文化的不可译性的前提下，在双语转换中力求传达文化信息符号原本的意义。
注 释：
①“东方”的范围：中国，汉字文化圈国家，包括日本。“西方”
的范围：古希腊古罗马操“印-欧”屈折语的欧洲民族，主要是英法德意西俄等民族。
②一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种是戴卫・霍克斯（David・Hawks）和约翰・敏福德（John・Minford）合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参考文献：
[1]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2]《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http：//corpus.usx.省略/hongloumeng/ index.asp.
[3]Confucius/Ku Hung-Ming.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Kessinger Publishing，LLC.，2008.
[4]Geert Hofstede.Culture's Consequences：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institutions，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2nd ed.）[M].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2001.
（张建军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