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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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休学术年假在哈佛大学访学大半年，主要思考当代经济全球化与“产品内分工”问题。此后研究兴趣从早先侧重粮食安全与农业经济，逐步转向较多关注中国开放宏观经济领域问题。回想起来，我在研究内容选择上经历“农转非”。

过去十余年持续观察思考并完成收录进本书的几十篇论文报告，原因只有一点：新时期中国经济追赶提速在开放宏观经济与政策领域提出许多具有认知挑战性的新现象与新问题，使任何愿意寻求理解的经济学人都难以无动于衷，一旦有机会思考与研究便欲罢不能。 一

晚近十余年中国开放宏观经济表现非同寻常。宏观经济在走出世纪之交通货紧缩后，2003年-2007年持续五年以超过两位数增速扩张，年均增速达到11.7%高位。更为独特之处在于，我国宏观经济一反早先时期高增长通常面临本币持续贬值压力的扩张形态，稳定呈现出经济高增长伴随实际汇率升值的新格局。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次出现以美元衡量增速大大快于本币增速、名义追赶增速超过实际追赶增速的形势。

数据显示，1979年-2002年人民币衡量GDP实际年均增速约为9.6%，考虑GDP平减指数名义年均增速约为15.7%，然而由于同期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兑1.58元人民币贬值到8.28元人民币，美元衡量经济总量年均增速约为7.97%。2003年-2013年发生实质性转变：本币GDP实际年均增速10.5%，名义GDP年均增速为15.4%，但是同期美元衡量GDP年均增速达到18.89%，是早先时期同一增速指标的2.36倍。现价美元衡量GDP总量从1978年0.23万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1.45万亿美元 ，24年增量为1.22万亿美元。2003年-2013年现价美元GDP从1.64万亿美元增加到9.25万亿美元，10年增量为7.61万亿美元。 《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

——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

（2003-2013）上册

卢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将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出版）

中国经济追赶提速成为新时期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美国金融危机前后，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同时在工业增加值、国民储蓄、资本形成、外汇储备规模等宏观经济指标上跃居第一。与2005年前后2020年人均美元收入将达到3000美元推测观点不同，2013年用汇率衡量我国人均美元收入已超过6000美元，2020年可能会达到早先预测量的4倍。据IMF全球数据库信息估算，2000年-2005年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为8%，2005年-2010年提升到21%，据估计这一贡献率在2010年-2015年可能会达到25%-30%。2003年-2012年用美元衡量中国GDP年均增速比美国高出13.8%，如不出特别意外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未来十年内超过美国，比2003年发表的著名“金砖四国”报告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时点提前约20年。

中国经济追赶加速不仅是21世纪初年世界经济史最重要事件，也是理解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国际关系以至社会生活演变的最重要经验背景。无论是中美新型大国对话广度深度加大与频次提升，还是周边经济政治关系发展与矛盾发酵；无论是中国消费者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和纽约第五大道扫货成“招牌现象”，还是中国企业在非洲以及世界各地投资飙升引发全球热议；无论是国内PM2.5和排放污染压力困扰加剧，还是电视军事节目和网络军迷人数大幅增长；又无论是2009年铁矿石谈判陷入僵局与力拓公司案件东窗事发，还是近年NBA前明星马布里成为北京金隅队“政委”并拥有无数北京球迷粉丝，这些似乎不相干的现象其实跟中国经济追赶这一基本事实有直接和间接联系。

中国经济追赶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派生新的矛盾与张力，在开放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方面带来一系列始料不及的全新问题与挑战。回望过去十多年宏观经济史，当经济追赶与“胡温景气”依照其自身逻辑在2003年逐步展开时，上述矛盾张力开始通过短期宏观经济失衡现象表现出来：瓶颈部门紧张，通胀压力渐起，投资与出口双双高增长使总需求增速偏快，货币信贷与房地产等行业超常扩张提示经济过热风险。世纪之交多年景气低迷背景，使2003年快速展开的开放宏观景气与通胀压力平添几分突兀，“非典”冲击与围绕央行121文件房地产调控政策争论使得如何判断当时经济形势更显扑朔迷离。

当宏观经济偏快偏热判断到2003年底逐步形成共识，信贷、货币、供地、投资等紧缩宏调政策渐次推出，其中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部门投资管制政策在新一轮宏调政策中作用尤为引人注目。虽然宏观经济运行某些关键指标在2004年初提示上年紧缩政策已初见成效，2004年一季度钢铁投资以及总投资同比增长率仍在增长，推动政府出台以暂时冻结建设用地供应、查处铁本事件为标志的更为强势宏调风暴。宏观经济后续运行经历2007年前后新一轮通胀、2008年-2010年大幅V型波动以及2011年以来增速减缓调整，宏调政策取向经历紧缩、刺激、紧缩、稳增长多轮转换调整，不过2003年-2004年宏调实践意义深远，尤其是2004年宏调风暴呈现的宏调工具多样化与产业政策宏调化特点，在随后一段时期相对稳定地延续下来。 二

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与政策领域的诸多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矛盾，引发学界和媒体空前关注和讨论。如怎样理解消费率下降与投资率上升现象及其与收入分配关系？如何解释前所未有的外部顺差现象以及如何看待汇率及各种结构因素作用？我国独特土地制度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有何影响？外汇储备规模空前增长原因何在？什么是社会融资结构快速变化和影子银行扩张的驱动原因？新时期通货膨胀的货币扩张机制与物价表现有何特点？如何看待扩大就业政策与“民工荒”之间关系？如何理解和评估4万亿一揽子刺激政策？如何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由于中国开放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以及国内外学术与信息交流扩大加强，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争论引发越来越多国外学界和业内人士关注，越来越成为全球范围议题。

可以把有关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错综复杂的探讨争论归结为三方面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在外部关系方面如何看待汇率与外需；二是在内部增长机制方面如何看待投资和内需；三是在政策方面如何看待产能过剩与产业政策宏调化。考察流行观点对上述三位一体问题的认知特点及内在联系，有助于梳理揭示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模式以及宏调政策的逻辑结构，为在反思厘清主流认识结构基础上加深理解我国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规律提供启示。

首先是汇率升值问题引发最为热烈争议。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提速及相对发达国家持续追赶，逐步对人民币汇率引入升值压力。虽然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引发贬值预期暂时抑制人民币升值趋势，新世纪初年危机化解后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累积效应加大本币升值压力，表现为2003年开放景气增长展开同时贸易和资本账户双顺差快速扩大。由于种种原因，在是否重回1994年汇改确立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问题上产生争议，汇率政策在2005年7月汇改前盯住美元，此后央行意在释放汇率升值压力举措仍困难重重。国内经济学界和媒体就汇率政策展开讨论，同时吸引国际广泛关注评论，成为中国单个经济政策在全球曝光最为广泛深入的议题。

虽然我国早在1994年已确立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新时期容纳升值趋势仍面临多方质疑。美欧呼吁人民币升值诉求引入政治敏感因素，货币战争观点和阴谋论在社会上一度流行对必要政策调整产生制约作用。研究人员阐述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美国问题，强调增加外汇储备好处多多，或认为货币升值不能调节贸易失衡，这些观点本身有学术探讨意义，然而在特定语境下也会增添汇率政策调整复杂性和困难。从国内宏观经济角度看，质疑升值论能相当程度影响政策，分析逻辑其实仍建立在假设汇率升值对顺差具有调节作用基础上，使决策层担心升值抑制经济增速并对就业带来不利影响，“稳定汇率是为了保就业”成为质疑汇率的潜在最有力理由。就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选择而言，汇率问题争议实质在于如何看待内需增长能力。换言之，严肃的升值怀疑论在逻辑上应以某种形式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不足隐含判断为基础。

其次是如何看待国内投资的争论。内需由消费和投资组成，我国消费增长其实相当快，然而伴随储蓄率提升投资增长更快，评估内需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投资。从经济学说史上不同学派经济发展理论看，或从近现代不同国家工业化城市化高速推进阶段投资率峰值动态提升角度看，一国经济高增长时期伴随高投资总体上属于合规律现象。然而在我国特定体制转型背景下，高投资伴随宏观经济偏热，尤其是较多领域政府主导投资存在各种弊端，另外大国投资发力加剧环保压力，如何看待高投资成为宏观分析争论焦点。

高投资现象受到各种质疑。流行观点有时将投资驱动看作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症结所在，甚至认为高投资是“自掘坟墓”。这类批评在具体场合可能是针对政府过多干预投资现象，或强调利率、环境、土地等方面价格扭曲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这类批评观点具有合理性。不过质疑观点有时也会发展为简单否定高投资，主张依赖消费的增长模式。国外一些专家机构评论中国经济特别偏好消费增长模式。如有外国著名投行专家多年孜孜不倦地呼吁“中国应把经济增长的侧重点转向消费”，宣扬“消费型中国方能持续发展”，最近更倡导“现在是美中两国互换身份的时候了：美国应该将重点从消费转向制造，中国则相反”。这类观点其实有待商榷。

质疑投资与质疑升值似乎互不关联，其实二者隐含联系。质疑汇率升值论观点潜在假设我国内需不足，这与我国投资和消费双双快速增长事实并不一致。然而如果我国投资不仅存在体制扭曲等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加以矫正的问题，而是高投资自身注定不合理，那么内需不足与出口优先就得到逻辑支持，升值怀疑论顺理成章获得依据。因而，简单否定高投资客观上会与升值怀疑论联手结盟，又通过极具特色的产能过剩分析范式为中国式宏调解决方案做潜在逻辑铺垫。

最后是如何看待产能过剩与中国式宏调。经济分析的产能过剩概念，原意主要指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偏低或闲置率偏高。市场经济下不同部门在进入壁垒、竞争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合理产能利用率标准不同，宏观经济周期运行不同阶段产能利用率会顺周期变动，另外开放经济成长过程定行业由于比较优势变化发生退出转移也会伴随产能过剩，因而产能过剩是竞争性市场环境下常态性现象。除了重要行业一次性退出调整伴随产能过剩或需产业政策适当救助，产能过剩作为一种市场竞争现象主要应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化解。不同于在总量指标基础上定义的“GDP缺口”属于常规宏观分析概念，局部范围或特定行业产能过剩对宏观分析仅有辅意义。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盛行体制性短缺而罕见产能过剩。世纪之交通货紧缩与国企改革伴随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压力加大，从产能过剩角度解释当时通货紧缩成为一种重要观点，此后产能过剩成为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常用概念，并对政府有关部门实施干预投资政策提供较多分析支持。观察新时期宏调情况，宏调部门可以借助产能过剩分析逻辑，从不同方向干预社会投资。在宏观经济不景气与产能利用率偏低时，宏调部门在加大政府直接投资力度同时，仍可能会基于“过去高速投资带来产能过剩”的分析逻辑抑制特定行业的社会投资。在经济偏热通胀阶段，又可能基于高投资将导致未来产能过剩判断打压某些部门投资。在宏观经济周期运行不同阶段，产能过剩命题可能左右逢源为产业政策宏调化干预与宏调工具多样化选择提供分析支持。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产能过剩概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作用，如何认识市场机制与产业政策调节产能过剩功能，宏调部门以产能过剩为名干预企业投资是否合理，成为宏观经济和政策分析的争议问题。

对于上述三方面问题，人们在相关讨论中可能认同不同观点与采取不同立场，然而有关这些问题的流行或主流观点客观存在隐性联系从而形成三位一体命题。部分源自对世纪之交通货紧缩短期特例的深刻印象，我们对总需求特别是内需增长信心不足，过于强调汇率稳定保外需，结果在生产率追赶背景下引入汇率动态低估。新时期宏观经济实际总体特点是投资高增长和总需求较快扩张，总需求不足观点与基本经验事实其实不符，然而质疑高投资客观具有质疑内需可靠性含义，从而间接迂回地为汇率浮动怀疑论提供支持。我国高投资现象背后确有扭曲因素，亟须通过深化改革搞对价格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以矫正，然而简单否定高投资，或侧重从产能过剩角度批评高投资，则为利用过多产业政策管制投资提供了依据。

可见流行观点包含几个相互联系命题：高投资导致产能过剩不可持续，需用产业-宏调政策管制投资加以纠正管制；由于内需不可靠与总需求不足，因而外需作用极为关键；稳定汇率避免升值是争取外需保增长必要条件。这个三位一体命题构成的闭合性推论链条，成为一段时期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调政策设计的隐含逻辑结构。反思探讨这个逻辑结构合理因素与偏颇局限，有助于全面认识新时期我国开放宏观经济运行的真实机制与内在规律。 三

本书内容是在观察新时期我国开放宏观经济基本事实特征，以及参与宏观经济和政策讨论过程中探讨形成的。为便于读者了解和批评，可将主要内容归结为十点看法。

第一，长期不缺总需求。现代宏观经济学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句话：长期经济增长由潜在供给能力决定，短期经济波动由总需求变动决定，宏观政策调节总需求使之接近潜在总供给。分析短期宏观形势无疑需高度重视总需求变动，然而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由供给面因素决定，总需求不再是基本约束条件。潜在供给扩张由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调整在内的社会生产函数结构因素所决定，中国经济发展以其特有转型内涵凸显制度创新的关键意义。农村改革一举解决困扰计划经济几十年的温饱问题，特区开放利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时代条件搞活经济很快收效，世纪之交改革开放重大突破奠定新世纪初年开放景气基础。经济长期增长根本源泉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并助推社会生产函数结构变化提升潜在供给能力，而不能只靠密集出手与频繁变更政府宏观调控。

第二，汇率升值趋势是生产率追赶内在要求，我国转型环境下人民币先贬后升具有规律性。我国对外开放最初十几年，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对追赶不明显，加上要消化计划时期汇率高估和价格管制扭曲，人民币呈现间歇性贬值趋势。近20年来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逐步发力，通过巴拉萨效应派生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全面考察生产率追赶阶段性变化、开放早期汇率高估初始条件、不同阶段经济内外环境变化特定因素，人民币汇率先贬后升趋势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巴拉萨效应故事。新时期我国经济实践经验表明，中国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通过深化改革搞对汇率这个开放经济最基本价格对宏观经济具有全局性意义。忽视这个规律要求，过于强调汇率稳定会导致汇率动态低估，客观上不利于开放市场经济结构调整即宏观经济稳定。 《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

——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

（2003-2013）下册

卢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将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出版）

第三，要重视发挥城市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城市化规律首先表现为城市以其特有集聚与规模效应持续提升经济供给面效率，同时城市化所集聚的非农产业以其更高收入需求弹性创造源源不断的需求增长点。城市化转型期无疑应高度重视农业增长、农村繁荣、农民福利等“三农”问题，发挥农业对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有支持作用，然而应立足于通过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为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而不宜预期农民长期滞留农村与农民工年老返乡来回避和延缓城市化进程。因而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突破计划经济城乡分割体制这两个最后堡垒，在财产、居住和择业方面赋予农民充分公民权。要全面理解农业部门的经济属性，防范落入农业补贴保护体制陷阱并妨碍实现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第四，我国高投资现象具有合规律性，但亟须深化改革，消除影响投资的体制扭曲因素。投资放弃部分收入现期消费，然而能创造更多收入支持未来更高水平消费，因而投资与消费并非对立。不同国家合理投资率取决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等条件，不存在绝对标准。如同发育长个的年轻人饭量较大，快速增长阶段经济体投资率较高合乎规律。我国现阶段有能力利用自身高储蓄推动高投资，是经济能够较快追赶并逐步收敛的关键条件。但是同时要看到，由于体制转型尚未完成，我国高投资存在多方面问题。如土地、汇率等要素价格扭曲刺激投资过度冲动，政府过多直接干预，另外大国高投资加剧排放压力提出增长与环保目标之间取舍难题。评估投资根本指标是效率而非速度。投资如受机制与价格扭曲支配即便低速增长也不可取，如能消除扭曲并保证真实回报高于真实成本则较高投资也无妨。关键是要深化改革、搞对价格、扩大准入、减少管制，并在此基础上让市场决定均衡水平投资。

第五，开放发展破解大国就业转型难题。中国经济发展承载将几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岗位就业的艰巨使命。上世纪末国企改革突破使得计划体制隐性失业明显化，出现下岗失业压力急剧增加的严峻形势。世纪之交改革开放突破与宏观通缩孕育新世纪初年经济强劲增长，推动就业转型取得多方面进展。2003年-2012年我国非农就业增加1.43亿，农民工总数增加约9460万，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从49.1%下降到33.6%，涵盖下岗人员的调整城镇失业率从上世纪末超过8%逐步下降到近年4%上下水平。正式职工工资持续上升同时，农民工工资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作用下快速增长，并持续出现“民工荒”现象。劳动力市场多年 “量价齐增”，意味着世纪之交严重失业压力形势已逐步发生实质性缓解和改观，就业政策从侧重数量扩张朝“数量与质量、速度与结构”并重方向调整。

第六，外部顺差失衡提供新鲜经验教训。如何应对各类冲击维持开放宏观经济大致均衡是政策管理面临的难题之一。过去十余年我国开放宏观经济经历冲击类型与早先时期比较发生重要变化。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宏观失衡较多表现为短期货币和总需求扩张过快引发通胀，实际汇率被动升值销蚀外部竞争力并引入国际收支逆差压力，最后不得不实施对外贬值和对内紧缩组合措施加以调整。新时期出现顺差失衡：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提速背景下，盯住汇率制伴随汇率动态低估和外部竞争力“徒长”，“双顺差”扩大通过外汇储备资产过量积累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被动过度扩张，并为国内经济增速过快与偏热失衡提供货币条件。需要加快推进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好发挥价格杠杆对宏观经济调节作用，才能更好防范与治理经济快速追赶时期开放宏观经济失衡。

第七，大国生产率追赶阶段更需防范资产泡沫风险。在生产率追赶背景下，新时期通货膨胀的物价表现有一个新特点，就是在常规流量物价指数（如CPI或GDP平减指数等）上涨同时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价格等）更是间歇性飙升。月度CPI同比增长率2008年一季度曾超过8%，约一半年份GDP平减指数增幅在6.7%-7.8%较高位波动。然而通胀压力更大程度表现为资产价格飙升。如上证指数曾经从2006年初1300点飙升到2007年10月6250点，商品房平均价格则在近十年增长好几倍。物价上涨结构特点与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有关：由于生产率追赶比较集中在工业制造部门，这部分物品供给较高弹性会抑制流量产出价格上涨，但这使得某些供给弹性较小部门（如农产品）以及某些资产承受更大价格上涨压力。在通胀环境下不同流量和存量物品价格上涨幅度与各自供给弹性大小成反比，现阶段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较快追赶使流量物品价格上涨受到限制，货币过度扩张更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与相应金融风险。

第八，我国贸易条件变化特点显示增长太快不划算。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贸易条件在波动中呈现显著下降趋势。除2009年外，2001年-2010年中国贸易条件持续下降，累计降幅23%，年均下降约2个百分点。同时经验证据显示，我国贸易条件短期变动与国内宏观经济涨落存在显著关联，即货币和总需求扩张偏快会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也然。

具体联系机制表现为，货币与总需求扩张导致进口数量上升，又通过“增量超级大国效应”推动进口价格相对上涨与贸易条件恶化。经济增长本来受到“过犹不及”均衡规律制约，贸易条件与宏观涨落之间联系进一步提示经济增长太快不划算。我国在经济最为快速追赶阶段难以完全避免贸易条件不利变化，然而宏调政策应力求防范扩张过快通过贸易条件加剧恶化。

第九，金融部门内部改革与外部开放需统筹兼顾有序推进。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我国储蓄规模已相当美国两倍多，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升金融系统配置国民储蓄效率，无疑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我国现阶段金融系统改革与开放，大体可分为汇率与利率市场化价格改革、银行与金融机构放松准入并加强监管改革、资本账户扩大开放、人民币逐步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等方面内容。新时期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开放面临几方面新挑战：一是汇率升值趋势使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在认识与利益上面临新困难；二是过多采用数量性调控工具导致金融抑制有增无减并给金融改革造成新矛盾；三是危机后美欧零利率政策与我国比较正常利率水平发生“常态性差异”对资本项开放构成新约束。直面现实新挑战，我国应将国内金融改革置于优先位置，同时稳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顺其自然地积极呼应人民币国际化需求。

第十，需深化改革以建构与开放型市场经济机制兼容一致的科学宏调体制。新时期政府重视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并取得成效，然而总体看仍不同程度存在宏观调控对象过宽、工具过泛、部门过多、随意性过大等方面问题。宏调政策与体制不完善相互影响与支持，不利于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实践经验表明，针对特定宏观经济形势选择具体宏调举措属于短期技术性问题，然而宏调规则与对象范围的界定和宏调干预手段的选择，则在经济运行层面界定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真实边界关系，因而具有体制性和长期性含义。

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需要在宏调对象、宏调部门、宏调工具等方面做减法，限制不同部门以宏调名义实施形形产业政策，过多干预经济；同时要在加快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升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加快建构公共财政体制等方面做加法，使得总量和价格工具能够在宏调领域更充分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此文是《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一书的作者自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