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改新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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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26日至27日的加拿大多伦多G20峰会上,一切如中国所愿,人民币汇率问题非但未被热议,甚至鲜有提及。
在G20峰会一周前的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参考一篮子货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此举被看做是应对外界人民币升值压力、并掌握汇改主动权的聪明做法。适时重启人民币汇改化解了外部压力,但在赢得了积极评价的同时,争议也纷至沓来。
境外舆论表示,汇改择机恰当,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及可持续增长,但中国是否为了应对外部压力而“做样子”,需要时间观察;而中国民间舆论则认为,此时重启汇改有示弱之嫌,此等让步妥协有害无益。
就此,6月20日央行进一步解读汇改内容,否认一次性升值的可能,强调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参考三个目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个交易日0.5%的波动幅度。这些解释,在较大程度上化解了外界疑虑。
人民币估值辨
人民币真的被低估了吗?
赞成者说,从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化没有跟上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人民币适当升值。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滕泰即持有这种观点。
反对者则认为人民币已达合理估值,“中国的实际物价涨幅远高于美国,如果把近几年成本上升和房价涨幅计算在内,人民币目前实际上已接近均衡汇率水平。”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姜艾国如是说。
“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和贬值压力是相互抵消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认为,随着劳动生产率上升,经济持续增长,外贸顺差以及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人民币有升值压力;但目前因为欧元贬值,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又存在贬值压力。“目前继续汇改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但官方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则远非学界考虑的那么简单。无论是美国等国家对人民币的施压、还是中国汇改的“以我为主”,都有各自的经济利益考虑。
一位业界人士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之间的汇率之争只是表象,二者真正争夺的是贸易结构主导权。
一位接近央行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汇率政策目标与政治家所设定的政策目标是不同的。他表示,汇率只是一国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而已,汇率水平应该为总体宏观经济目标服务。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稳定压倒一切。”该人士认为,“升值能为中国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什么好处也没有。”
中国为何不应大幅升值?业界普遍担心,中国目前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大量的出口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人民币升值后,中国政府将难以承受出口低迷带来的企业生存压力和失业人口压力。
由于中国此前采取了汇率“盯住美元”的做法,以及“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压倒性优势,给了本次金融危机中经济严重受创的发达国家以口实。他们呼吁人民币汇率改革,促使人民币升值,进而降低中国的出口贸易,借此为本国经济复苏助力。
在博弈过程中,一个妥协的做法就是缓慢升值。接近央行人士表示,接下来人民币对美元会小幅爬行升值,估计年内升值幅度接近3%。
肖耿则认为,接下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怎样表现,与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有关。如果中国政府对通胀容忍程度高,那么人民币每年的升值幅度就不会高出3%。中金公司6月21日的研究报告也表示,今年年底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在3%-5%,升值速度会在经常项目顺差趋于均衡水平时逐渐放慢。
升值压力背后
多伦多G20峰会前,美中贸易听证会上,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贸易代表柯克表示,对中国近期宣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表示欢迎,但仍将密切关注人民币升值的力度和速度。他们还表示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严重关切,称如有必要将采取强硬手段,打开中国市场。
美国长期受惠于“中国制造”对其民众购买力提升带来的好处。但这并未能阻止在金融危机时,美国对其他国家施压来转移危机。
此举早有先例。1985年9月,美国联合德国、法国和英国,迫使日本签署“广场协议”,五国政府联合干预日本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问题。
多数受访者表示,目前阶段,美国金融市场恢复状态良好,但实体经济其实表现欠佳,表现之一就是高涨的失业率。施压人民币升值,是其缓解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需要。
“美国在汇率问题认识上有误区,错误地认为人民币升值真的会改善美国的就业。”滕泰认为,中国与美国处在产业链的位置不同,中国出口美国市场的绝大多数商品,并不具替代效应。例如,人民币无论怎样升值,都不能阻止美国汽车产业倒闭。
尽管如此,在“中国制造”大量且廉价地销往世界各地的时候,欧美国家还是希望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人民币升值,进而减少“中国制造”的进口,改善其国内的经济状况和就业情况。
人民币升值本身不是目的,只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无论人民币币值怎样表现,美国只会看人民币/美元的实际升值效果。
也就是说,无论人民币估值是否合理,只要中国的出口贸易持续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就不会消除。
因此,如果一边人民币缓慢升值,一边采取诸如“出口退税”等各种政策促进出口增长,不仅不能缓解人民币的外部升值压力,相反,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人民币升值压力会越来越高。
汇改下一步
此次汇改重启,是多重目标的一个折中选择。“不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既可以缓解国际政治压力,也可以通过汇率缓慢的爬行升值,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留出时间窗口。
“僵硬的汇率形成机制使汇率价格信号扭曲,以出口和进口替代为代表的贸易品部门被赋予了本不该有的过度竞争力,带来了巨大且无法被国内市场消化的产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认为,汇率价格信号扭曲在工业部门补贴的同时,歧视了服务业的发展。与服务业发展滞后相伴的,还有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丧失以及工资上涨乏力,恶化收入分配,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也认为,中国必须正视,汇率问题的根本是利率和国内经济增长结构的问题。要想未来不继续受制于人,必须深入进行多个核心领域的改革,如扩大劳动者报酬的分配比例,推动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加快利率市场化,使资金的国内与国际价格接轨等。
汇改最终将问题指向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只有当内需成为中国经济主要驱动力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才会随之调整提高,人民币的外部升值压力自然也化于无形。“调结构”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词。
政府高层也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困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在《求是》杂志发表《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说,“要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原则下,发挥汇率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
事实上,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已经有所行动。在央行宣布汇改重启后三天,6月22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宣布自2010年7月15日起,取消如部分钢材、部分有色金属加工材、银粉,酒精等共40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舆论认为此举有助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倒逼产业升级。
前述接近央行的受访者表示,调整经济结构有多层含义。
其一是指产业结构,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关系。中国的外向型出口经济,导致资源向第二产业倾斜,目前需要加大的是对第三产业的投入,以提高就业比重。
其二是指地域经济结构,即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东部工业发达地区本已出现民工荒,随着“富士康”的涨工资效应放大,人力资本上升会使得部分企业迁转内陆,带动内陆经济的发展。
其三是国民经济构成结构,即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协调发展。危机期间,在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出口持续低迷,依靠过度投资刺激经济增长。随着危机渐渐平复,出口形势渐渐好转,政府开始抑制投资。
其四是在产业链层面的结构调节,即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产业过渡过程中的协调发展。
从上述分析看,重启汇改是非常重要的举措,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在上述调整未完成之前,汇改也不可能真正完成。留出时间窗口,加速经济转型,是惟一的现实选择。前述央行人士表示,现有状态下,中国在汇率问题上的态度是:汇率调整不能影响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不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这是中国政府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