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途径与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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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结构中,中产阶层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政治上通常被看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成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成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社会学家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产阶层,这样的“橄榄型”社会才是稳定的。总理也曾撰文强调,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在美国,普遍都认为中产阶级的年均收入标准应该在2.5万～10万美元之间,按目前汇率计算,相当于18万～70万元人民币。以此标准,美国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80%。根据中国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关于中产阶层比较合理的收入界定是:家庭人均年收入8万～20万元人民币。只有具备这样的收入水平,中国的中产阶层或许才能够具有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才能够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能够符合有关中产的一条条硬性或软性的指标,否则的话,中产就只能是“脱贫”或“温饱”的另一个代名词。
在中国,因为中产数量有限,严格意义上尚不能称之为阶级,称中产阶层更为准确。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但因中产阶层的弱小,社会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初期水平,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性矛盾。2010年初,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公布的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从2001年以来,我国中产阶层人数年均递增1%左右。由于占社会大多数的农民、工人收入水平仍较低,消费能力弱,社会保障不完善,有钱也不敢花,这种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不匹配,会轻易导致产能的过剩,最终制约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而经济的低增长或停滞,会反过来加剧这种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不匹配,从而导致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因此,想方设法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已变得越来越刻不容缓。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结构的稳定是最大的稳定。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内需不足、城乡差距扩大、治安案件居高不下等难以解决的发展问题会迎刃而解。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而言,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减少低收入者的比重,从而建立中间大、两头小、稳定性高的“橄榄型”社会,让中产阶层真正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
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中产阶层壮大
要促进社会结构转型,推进中产阶层发展壮大,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结构的转型,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同时,信息化又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按照社会结构转型的要求,应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支持经济发达地区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转移,扶持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项目,加快这些地区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同时,要正视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的现实,加快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注意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尽快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的互惠互利机制,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氛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必然得到优化升级,为广大的工薪阶层上升为中产阶层提供重要的路径和契机。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也会使全社会创新人才大量涌现,为中产阶层的壮大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曾预测,“社会上成长最快的集团是技术和专业阶级”。因此,国家应大力支持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积极营造创新环境。努力造就高水平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薪酬收入大幅提高,中产阶层的队伍加速壮大。
防止中产阶层成为社会转型的牺牲品
在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要防止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从而限制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改革分配制度的背景下,尤其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牺牲品。首先,薪酬增长困难。前些年大学扩招期间,入学的大学生陆续以低薪进入职场,这不仅会拉低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而且会对原有白领阶层的工作稳定性形成冲击,使他们提高薪酬的难度加大。其次,生活负担加重。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奴”也主要指这个群体。在各项以收入为标准的调查中,的确显示出中国中产阶层正在日益扩大。但是,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中国,这些年收入在10万人民币左右的中产阶层却是表面风光、实则脆弱的一群。动辄数百万的房子,数万元的医疗费用,甚至就连上幼儿园也要交上数千近万元的学费。中产阶层的收入在这些花费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如果说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其关键并不是那些或高或低的收入数字,而是拥有一种具有前景、稳定且能实现自我价值的生活。
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当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规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诸如房产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损。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有可能对中等收入者造成很大压力。
在目前情况下,还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所谓仇富心理的替罪羊。周晓虹教授认为,中产阶层,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底层的人要打官司、看病、办事,要接触这些人,一个公务员收受贿赂,或一个医生收了红包,都可能直接成为草根阶层对中产阶层产生不满、抱怨的原因,因为这些行为,显然要比富豪的一个商业行为赚百万千万更易被草根所觉察。而真正的精英寡头化现象,草根未必能够迅速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是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以上的这种倾向无疑是值得警惕的。但我们也可以从中认识到,中产阶层要成为安身立命的一个阶层,也需要以整个社会结构的优化作为条件。
相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中产阶层是幸福的,但同时也是脆弱的。事实上,“撑不死、饿不着”的中产阶层,目前还是社会关怀的“准盲区”。面对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应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发展前景,给予更好的社会保障,促进中产阶层发展壮大,早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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