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中的新闻界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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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同业公开进行联合行动,在去年有过零星表现,比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联合社论。所谓新闻界共同体,它可以是传媒人的组织,也可以是宽泛的媒体活动。大概指的是基于彼此认可的立场和趣味,利用握有的传媒展开统一的传播计划。它首先是新闻界在价值层面的合作,因此它包括但不限于诸如交换稿件的日常行为。从几次同业行动看,议题都很重大,参与的媒体并不多,却可以称得上是各区域的精英媒体。

新闻界联合刊发稿件,齐声表达直接的诉求,可以理解为新闻界精神的觉醒和回归。觉醒意指新闻界的自主意识在复活,回归所指近似于建国前的报界声援。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联合行动都值得重视。尽管共同体的实体并不明朗,但共同体的命运感却以相同的忧虑和作为表现出来。

新闻界的同业联合浮出水面,它们的精神气质不一般,已非记协等现有组织可以涵盖。从追求上讲,有同人媒体、继有同人协作,一步步将中国新闻界的精神联盟推向前进。而长期以来,这种普遍的精神气质在整体上是被压抑的、分化的,像碎片一样分布在新闻界,与其他杂质共生。

即使在网络密布的今天,中国新闻业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报纸以发行区域为界限,彼此割据。不过,同业行动起到了对部分地域媒体的动员作用,原本清晰的疆界变得模糊起来,这对信息和观点的流动自然有帮助。更主要的是,它显示了新闻界的力量和责任感,这在过去几十年是无法想像的。例如气候大会的联合社论,其影响不局限在一国之内,还扩散到了全世界。有理想的新闻人不该孤独,有理想的媒体不会孤立,这是新闻从业者责任担当的体现。

同业行动还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管理方的反弹。因为同业行动构成了对新闻管理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机会可言,同业行动的诉求呈现多元化,并非单一地指向解除束缚,因此还会留有斡旋的空间。新闻界联合体的成长性也蕴涵在这里。

当前,市场化媒体在中国成为不可小觑的传播势力。它们具有最广泛的民众基础,也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同业行动犹如招魂,为经历了市场化洗礼的新闻界框定价值观,类似于魂魄的重回。新闻界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尊严,记者、编辑、出版人要弥补过去的价值失落。

新闻界的同业行动天然地带有社会运动的属性。这在SNS网络运用相对成熟的环境中,在新闻界与其他民众可以实现即时、大规模迅速联通的现时代,显得特别明显。同业行动的源头在社会,主要的支持力量就在民众中。

在湖北省长李鸿忠抢记者录音笔事件后,新闻界发起了声讨的联署行动,获得业界和社会上的热烈响应。在重庆晨报搪塞记者劳教传言的风波中,也有谴责该报的同仁联署。这些现象不能简单地用结果是否如愿来衡量,重要的是联署的过程,它的机理不仅可以模仿,还能有效地运转。

需要强调的是,新闻界共同体并不等于反对派。官方对反对力量的抵触,不该转换成为对新闻界共同体的抗拒和压制。这是因为,在现实的国情下,越是健康的新闻媒体就越能构筑社会的安全阀,倾泻那些淤积的大众怨恨,起到的是减压的效果。相反,压制越甚,媒体被捆绑得死死的,失去面对社会和民众的应有能力,变态地报道新闻,结果是适得其反,积蓄社会不满。因此,共同体的存在不仅是新闻界的必需,也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必需品。

同仁联合体是新闻界价值观的影子,它们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潜伏的状态,新闻记者可以从中受益。这也会抵抗一种悲观的新闻观――这种新闻观不再将新闻理想当作可以实现的价值,以回避价值观的姿态为堕落找到借口。联合必然是价值观的联合,不管现实多么荆棘难行,共同体蕴涵开脱的能量。只要有这样的潜力在,中国新闻界就大有希望。

(作者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