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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年逾五旬的低保户朱某因病住院,所在社区领导前来看望,承诺帮助报销部分医疗费,朱某听后情绪非常激动,领导离开病房不到十分钟,便因血压升高导致主动脉破裂而死亡。(5月5日《重庆晚报》)
[点评]:从长期生病医药费无从着落的苦闷,到突然“部分医疗费报销”馅饼从天而降,这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落差,或许只有朱老先生一人能懂。而朱先生或许到死也没有意识到:突如其来的“报销承诺”本不该是偶然性的恩赐,而是他本应享受到的社会权利――要让群众“病有所医”,是政府对每一个公民的庄严承诺。
事实上,现有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是一种低水平、广覆盖的互助救急模式,并不能解决困难家庭治疗大病的现实。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政策措施,降低医疗费用,给公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提供低价优质的公共医疗产品。补齐医疗救助这块短板,显得十分重要。
关注弱势群体的现实生活状况,健全救助体系,特别是大病救助制度,帮助更多重病者、孤残人群、遭遇突发灾害者等特困群众渡过难关。让弱势群体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真正做到病有所医,是新医改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百姓的迫切期待。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中,让制度更好地保障人的生存权力更好地为民生服务,这不是恩赐,而是每个人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应得的基本权利。显然,要让“低保户激动猝死”之类的悲剧不再重演,在推进社会保障以及各种民生制度建设上,我们仍须不遗余力。只有这样,底层的生命才不再脆弱,潜移默化中,权利意识才能变成一种常识。
假如讨薪没能惊动省长
去年冰冻雪灾,四川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带领34名川籍农民工前往郴州进行电力工程抢修。工程款及民工工资百余万元被湖南相关方面拖欠。维权一年无果,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批示后,20天后民工们拿到了自己应得的工资。(5月5日《成都商报》)
[点评]:34名川籍农民工是幸运的。他们幸运的是惊动了省长。如果不是省长批示,他们还会在这场维权奔波中折腾多少个一年?百姓手上,还有多少没能惊得动领导的民生怨情,在折磨着他们心灵?
省长不是法官,省长有比法官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去做。民情民怨什么时候都有,件件都由省长批示解决,中国的省长就配得太少了。一个需要领导批示才能解决问题的社会,是百姓的不幸,法冶的不幸。诸如讨薪这样的民生困难,人们通过法律的途径,能够同样在20天内得到解决,他们就会省却太多的上访,省却太多的精神折磨,就不会事事非找领导不可。他们会把维护利益的敬意和谢意,献给包括省长在内的整个社会,而不是单一的某个领导。
老百姓埋怨官比法大,问题的根源出在太多的部门眼睛只往上面看,心里没有装着百姓。省长批示20天解决问题,看上去下面的部门执行力很强,却恰恰反映了这些部门不会办事、不愿办事的官僚作风。实际上是让人民群众伤了心,给政府和领导的形象抹了黑。
让法律制度完善起来,让政府职能部门的心里装着老百姓,让百姓不找省长也能办成事情,百姓才会觉得真正走在了踏踏实实的正道上。
特困户享用城管罚没果蔬的悲哀
长沙芙蓉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在处理罚没物资上,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罚没一送出一公示”腻度,这个制度据说还是全国首创。仅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为福利机构和特困户送去水果蔬菜110次,共计2460公斤。(5月5日《人民日报》)
[点评]:当那些特困户大嚼“城市走鬼”本小利微的那些水果时,却让人感受到双重的悲哀:一是小摊小贩的生产生活资料,似乎不能以这样黑色幽默的方式被轻松消费;再就是城市特困户的救济,也不能以如此杀贫济贫的方式推进,两者都是利益受损者。
在罚没果蔬通往特困户的路途设计上,其实存在着法律的困境。尽管长沙城管处置罚没物资形成了“制度”,但其也是内部的权宜之计。简而言之,城管无权自行处置罚没物资。
那种以为只要不拿回自家,且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大抄大罚的思路和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僭越。出发点已经有些偏了,而过程更无法控制,失去监督的权力很难不在张扬的做好事过程中发生扭曲。
城市特困户和福利机构当然需要救济,那是一个文明国家的责任,也是一个健康社会的义务,但是,不应该以这样杀贫济贫的方式救济,更不能鼓励其形成制度化的行为。通过对―个底层群体的权利利益的剥夺,来补偿另外一个底层群体,小摊小贩已经“不服”,而特困户何尝又能“愿意”?不仅不能实现社会正义,反而会从根本上同时伤及这两个群体的利益。
应该认识到,罚没摊贩物资并非城管执法的唯一手段,“以罚代管”的思路应该彻底摒弃。总是治标不治本,麻烦将永无了局。破解罚没困局的最简单、也是最彻底的办法或许就是不罚没,而代之更有效的疏导和引导。
公务员享受长假的权利困境
今年遵循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全省各地各单位取消“五一”调休安排。但据了解,本次“五一”假期,仍有相当数量的广东政府机关实行了7天长假。(5月6日《新京报》)
[点评]:从法律角度看,广东部分公务机关放假7天并无不妥,符合《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有关规定。问题是:为何公务员可以自愿带薪休假,而企业员工的这一权利却缺乏保障?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出,公务员的休假权与企业员工的休假权是多么的不平等。
显然,灵活而又自愿的带薪休假方式,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但只有公务员梦想走进了现实,对大多数企业员工来说,却是难以落实的“空头支票”。围绕“五一”休假之争,折射的其实是一种权利困境:原本作为职工权利的灵活休假权,在现实中仍高度依附于行政权力而存在一不经过权力的统一安排、领导传达,带薪年休假是很难真正做到自愿自主、灵活安排。
有关方面应该正视公务员能享受到自愿带薪休假,而企业职工却享受不到这一权利的现实问题。休假权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分成三六九等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休假权利,这样才能利于社会和谐进步。
此次广东部分机关的7天长假说到底,仅是权力依附下的偶然产物。如何将权力依附下的权利,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包括带薪年休假这样的休假权,成为每个劳动者可自主支配、自由享有之物。或许才是真正需要认真思考的。
让国人的心灵空间都有一片汶川
随着5月12日的临近,四川方面关于公祭的准备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在通往震中映秀的公路上,警力已经比平时多了一倍以上,而在通往另一个公祭地北川老县城的路上,自6日开始就出现了大批川0牌照的车队,车队是为5・12公祭做准备的,12日当天,北川老县城将举行规格几乎和映秀差不多的祭奠仪式。(5月10日《燕赵晚报》)
[点评]:位于映秀镇半山腰的汶川“5・12”特大地震遇难者公墓,每天接纳着越来越多的纪念者。
汶川大地震是继唐山大地震之后又一次自然浩劫,同胞遇难,举国哀痛。我们不会忘记汶川人民的坚强抗争精神,不会忘记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灾难的坚强意志,不会忘记数亿志愿者凝聚而成的“强大温柔心”,更不会忘记大地震哀悼日的举国哀思和众志成城。
纪念活动不拘一格,让我们每一位国人都能留下一片纪念汶川的“心灵空间”。纪念灾难,用纪念死者唤起对生者的呵护与期望,从而破解灾难,升华目人的凝聚精神和爱国情怀。
《日本侨报》载文说, “一个正准备走向伟大的民族,不应该是没有庄严和庄重感的民族,不应该是没有慰藉集体遇难者、不举行纪念和追思的社会,至少在灾难日,各地对在灾难中死去的民众做一番纪念,也应该是有意义的。”举国民众早已居心中默默纪念汶川遇难者,让5・12灾难日永远高举起生命的尊严。
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相信,今年的汶川地震纪念日,一定会更深刻、更有文化意味、更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