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学校整顿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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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始前北京市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出师不利，暴露了义务教育制度的缺陷和问题，也揭示出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汽车停在北京市地图边缘的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顺着水沟和村屋步行500米，眼前正是“行知希望小学”。

这是一所已被海淀区教委责令关闭的打工子弟学校。但8月29日，记者到来时，学校已经开学，招生工作正在继续，不时有家长前来缴费。

距行知希望小学仅百米，另一所打工子弟小学“兴旺小学”亦挂出红色横幅招生。此外，同属“关闭”之列的海淀区肖家河明园小学等也已陆续开学。

7月初，海淀教委按照北京市教委的统一部署，向辖区内37所未达到“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的打工子弟学校发放《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停止办学。在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1.5万名学生，将由教委安排分流到邻近的公立学校。

但始料未及，整顿行动遭遇舆论的强烈批评，进展缓慢。8月中下旬以来，这些本应“关闭”的打工子弟学校仍纷纷启动招生工作，大量农民工子女陆续来校报名并交纳学费。

所谓“打工子弟学校”，生源主要来自没有北京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目前全北京市共有200多所这样的学校，仅海淀区就有39所，其中绝大部分未能取得官方正式审批。

今年3月1日，北京市实行新版《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要求在2010年之前全部落实，而绝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不能达标。7月中旬，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旨在“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要求对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达不到办学条件的，在9月底前要坚决依法取缔。

海淀区整顿工作启动较早，目前的进展情况显然不尽如人意。同样的故事也在北京其他部分区县上演。有此“前车之鉴”，昌平等个别区教委则暂时按兵不动，谨慎观望。

开学前一日，情况又见缓和。8月31日，市教委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今年整顿、规范部分自办打工子弟学校情况。市教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对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规范整顿不是搞‘一刀切’，而是因校制宜、因地制宜。”他指出，存在安全隐患、未获审批的学校，如果分流学生确有困难，市、区和办学者将共同出资改造。

生存焦虑

教委的权威，何以遭遇辖区打工子弟学校的挑战？

北京的打工子弟小学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以农民工为主的务工经商人员收入较低，往往无法支付子女在京入学的高额费用。条件简陋、收费低廉的打工子弟学校便应运而生。

1998年以后，国家教委、公安部下发《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出“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允许公民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至2000年，北京市打工子弟小学已初具规模。

2003年后，国务院的有关农民工政策文件反复强调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要求流入地政府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乱收费，但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仍然允许学校收取借读费和相应的杂费。高额费用将很多农民工子女挡在公立学校门外。北京市打工子弟小学的数量和学生人数亦有增无减。

据北京市的最新数据，目前全市流动人口子女达到37万人，其中约有28万就读于公办学校和政府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有200多所，就读人数约9万人。这些学校实际上承担了本应是公益性质的义务教育职能。

2000年，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曾会同各区县的教育督导部门，在全市范围普查流动儿童、少年在京就学的情况，最后形成的调研报告显示，“学校设施设备和校舍极为简陋，租用的厂房或民房基本大部分不适合作为教室使用”；“学生的活动场地或根本没有或极为狭小，没有基本的实验仪器，没有体育、音乐、美术课的器材和教具”；“不少学校的桌椅互不匹配或与学生的身高不符。很多教室的采光、照明、通风条件太差，还有的教室甚至没有照明设备或完全不通风”；“不少学校食堂缺乏必要的卫生措施。容易导致传染病流行……”

记者调查也发现，类似情况如今仍然存在。打工子弟学校往往没有固定校舍，一个千名学生规模的学校，年租金仅10万元至15万元不等。有限的预算，导致学生教室比较拥挤。

位于海淀区西部四季青乡附近龚村的行知实验小学，是少数几个获得了办学资格的幸运者；即便如此，学校也无法提供按照北京市办学条件标准所必需的200米环形跑道。因场地局促，见不到基本的户外运动器材，其中十余间教室为简易房屋。

行知希望小学则租用了唐家岭村以前“搞养殖”的十余间低矮平房作为校舍，两台有些破旧的风琴露天存放。

低收费与盈利

但是，明知办学条件不佳，农民工仍然愿意把子女送到打工子弟学校，惟一的吸引力是收费相对低廉。

打工子弟学校一般只收取学费、书费和简单的杂费，小学低年级学费每学期在300元至350元，高年级则为400元至600元不等。此外，再收取几十元的书费和四五十元的校服费等杂费，一个学期平均400元至500元即可，普遍低于公立学校。

据记者调查，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工资平均为800元上下。各校聘用的教师中，有过教育教学经历并达到较高学历水平的很少。据部分学校教师反映，有些初中学生经测试，只能达到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很多学校只开语文、数学等主课，课程计划规定的其他副科则少有开设，且大多没有专任教师。

从记者走访的学校看，没有一所学校的负责人完全具备国家规定的基本任职条件。有的校长文化程度较低，有的则从未从事过教育教学工作。大多数学校没有基本的管理制度，随意性极大。

即便如此，据记者了解，大部分打工子弟小学仍能为举办者带来盈利。粗略估算，一个规模为千名学生的学校，每月教师工资约支付3万元，每年房租大约在15万元左右，教师工资和房租以及有关杂费总和大约为50余万元，而学费的总量大约在80万元左右，两项抵减，仍有20余万元的利润。另据有关学校人士透露，学校的食堂年利润也可达到几万元。

一些学校压低学费争取生源，为了盈利又只能降低办学投入。如此循环往复，教学条件难以改善，更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北京市规定的有关标准。这便是教育部门对其进行整顿和清理的缘由。

教学资源失衡

今年初，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

此次北京市教委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也在政策中明确承诺，把被取缔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安排到公立小学上学，并且不收取额外的费用。

但是，此次清理整顿仍然在社会上激起波澜。舆论界不仅为被取缔的学校愤愤不平，学生家长也议论纷纷。他们担心由于受公立学校的费用和接纳能力限制，相当一部分打工子弟可能失去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

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向记者表示：“教委是否有能力全部、妥善安排这些孩子的就学，我们表示质疑。”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近年来，北京市独生子女入学高峰渐去，公立学校中小学生源逐年递减，许多学校的教师和教学资源面临闲置。为此，北京正在进行中小学结构布局的调整；到2005年，小学由原来的2000所精简到1500所。从理论上说，公立学校本应有能力接纳大部分流动儿童。

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北京市总体教学资源虽有剩余，但分布极不平衡。过剩的教学资源仍难以为农民工子女分享。

据记者了解，在海淀区子弟小学相对集中的东升学区，公立小学的接纳能力远远小于实际需求。承担主要分流任务的前八家小学，经过海淀区拨款扩建和修缮，最多也只能容纳500至600名学生，而周边的流动儿童多达2000多名。

行知希望小学所在的唐家岭村，周边亦有2000多名流动儿童，附近惟一的公立学校唐家岭小学仅能容纳600名学生。而明光村附近指定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几所学校，在开学前基本满员，无法接收不断前来报名的学生。在打工子弟学校较为集中的石景山和朝阳区，情况也十分接近。

据海淀教委有关人士透露，全区流动儿童到2006年1月为51900人，其中34514人在公办学校就读。按照海淀教委事先测算和计划，需要对1.5万余名学生进行分流。海淀区财政为此拨款1300万元进行校舍的维修和扩建，增添了246间教室，并相应增添和聘用了教师。但根据目前各个学校报名情况，要做到完全分流仍然不够。

教育经费分配难题

长期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基础教育由县一级财政管理的教育体制。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由学生户籍所在地方财政负担，流入地政府按照常住户口安排教育经费和教育发展规划，因此没有专门针对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教育任务和财政拨款。

这就意味着，在现行教育经费分配制度下，流动人口子女无法享受由流入地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因此，仅由一纸文件宣布“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而无相应的配套制度安排，好的政策也很难转化成对于流动人口现实的帮助。

接受记者采访的许多家长表达了共同的担心：如果政府不给学校提供经费，又不允许学校收取明面上的借读费，学校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毕竟，学校作为直接的教育管理者，可以选择的变通手段多多，学生家长则无疑处于“弱势地位”。

海淀区土井村附近的一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公立学校现在收费和民办子弟小学接近，但是附近的公立小学基本满员，如果送到其他学校，距离太远，自己每天早出晚归，没有时间接送孩子。她表示，一些子弟小学不但准备了校车，还可在放学后代为看管学生，照顾了农民工的特殊需要。对这些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给予更多的扶持，也许是比简单取缔更为有效的措施。

对于民办打工子弟小学而言，自1998年以来，有关政策便屡次强调，需要地方政府给予扶持，这同样需要大量财政投入，真正能享受到政策优惠的则少之又少。

8月31日，针对此次引起舆论强烈反应的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小学风波，北京市政府终于有了实质性的举动。市教委新闻发言人线联平召开新闻通气会表示：今年，市财政已计划拿出8000万元，用于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

但仍有许多人担心，今年北京市财政拿出8000万元，是否为平息舆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有专家指出，我国基础教育投入总体不足。从长远看，无论是妥善安排农民工子女进入当地公立小学，还是扶持民办子弟学校，都需要财政资源对教育的更大投入，需要规范和长效的制度安排。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诸位教育学者一致表示，“流动儿童现象”已经成为一个跨地区的全局性问题。流动儿童的教育除了由地方政府买单，中央政府也应承担一定责任。今夏北京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小学风波，一方面暴露了义务教育制度的缺陷和问题，另一方面也揭示出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