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异常复杂 中国需做好防身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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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异常复杂。在宏观调控时，必须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情，充分考虑外部影响因素，审慎抉择，统筹安排，正确把握调控的时机、方向和力度，防止经济出现二次大的回落。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刺激政策负面效应的显现以及财政支持能力匮乏，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动力明显减弱，再现负增长的风险增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不稳，经济运行条件尚无明显改善，国际环境异常复杂，复苏前景不容乐观。
发达国家再现负增长风险
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日本、欧元区经济复苏动力正在减弱。经济增长步伐滞缓。美国经济增长率环比折年率从去年第四季度的5％放缓到今年第二季度的1.6％；日本环比折年率从今年第一季度的4.4％放缓到第二季度的0.4％；欧元区经济在德国强劲增长的带动下，今年第二季度环比增长1.0％，比上季度高0.8个百分点。但是，难以掩饰经济复苏明显放缓的趋势。希腊经济仍在收缩，且降幅呈扩大趋势；葡萄牙经济增长明显回落；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0％。数据显示，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基本面依然十分脆弱。
一是就业市场没有改善迹象，形势仍然严峻。美国失业率从去年12月份的10％降至今年7月份的9.5％；公共部门因州和地方政府财政困难面临裁员问题；因墨西哥湾漏油暂停近海石油开采也可能造成数千工人失业。美国近期新增就业人数减少.申请失业人数大幅增加，预计今后几个月失业率将重返两位数。欧元区失业率持续在10％的高位上，近期下降的可能性甚微。受债务危机影响，各国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削减公共部门人员，改革退休制度，可能进一步推高欧元区失业率。日本失业率持续攀升，从今年2月份的4.9％升到7月份的5.2％。
二是消费信心低落。由于就业前景默淡，欧债危机蔓延，股市动荡，财富缩减，加上医保改革、金融监管机制调整、社会福利体系等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近几个月以来，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消费信心指数波动下滑，居民储蓄增加，消费开支减少。今年6月，美国收入增长停滞，其中工资性收入出现下降，而储蓄率在3―6月连续趋升，消费倾向明显下降。欧元区、日本零售和消费支出在今年前6个月中也基本处于停滞和减少状态。
三是制造业生产活动减弱，投资收缩。由于需求不足，新产品订单减少。6、7月份，美国、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持续下降，日本工业和制造业生产则由增长转为下降。
四是外需趋降，难以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持续力量。6、7月份，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日本进出口环比双双下降，欧元区对外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作为国际贸易风向标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从5月底的4209,点猛降至7月中旬的1709点。迹象表明，出口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减弱，并成为负拉动因素。
综上所述，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陷入滞缓状态，二次探底的风险不断上升。从景气指标走势来看，预计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欧元区今年底或明年初经济出现小幅负增长的可能性很大，日本经济已接近零增长的边缘。
国际经济运行条件很难改善
过去两年，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时期各国出台规模空前的救援措施，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只是短暂的，这些政策性的外生因素并没有转换成持续的、自主增长的内生因素。当财政刺激政策到期时，因财政支持力度减弱，不仅经济重返困境，而且还增添了债务危机等新的阻碍因素。当前，国际经济运行条件尚未改善，有的甚至趋向恶化，复苏前景难以预料。
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凸显，财政政策从紧。欧债危机既是过去两年大规模救援措施造成财政严重透支的恶果，也是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而放松政府财政监管的苦果。2007年之前，在欧洲央行低利率驱动下，一些国家政府大量举债，近两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采取规模空前的救援行动，导致财政赤字膨胀，财政状况难以为继。2009年，希腊、爱尔兰、西班牙、冰岛等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在10％以上；希腊、意大利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在100％以上，而且外债比重相当高。
回首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和亚洲地区金融危机，减轻债务问题的办法无非是通胀和货币贬值。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出于政治利益和整体利益考虑，这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唯一选择就是通过公共部门减薪减员、改革养老金和退休制度、减少对企业和居民补贴，增加税收等手段，削减财政实际支出。但清偿债务、重整财政收支平衡，并非在短期内所能实现的，意味着在今后几年内主要发达国家需要紧缩财政政策。这将严重危及居民消费信心，对原本已疲弱的消费支出无疑是雪上加霜，将使欧元区经济重陷衰退。
国际金融压力和风险重新陡升，宽松货币政策迟迟未能回归常态。欧洲债务危机危害其他国家乃至全球银行业和金融体系，造成国际金融压力和风险骤然增加。债务危机持续的时间及其在世界的蔓延程度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对市场前景信心不足，全球主要股市波动下滑，信贷标准继续紧缩，借款意愿下降，经济运行条件难以改善，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制约因素。美、日、欧主要央行目前的低利率政策近期无法回归常态，可能维持较长时期。不仅如此，美联储、欧洲央行重启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大量收购长期公共债券，以应对悬而未决的银行业问题和债务危机。
汇率波动频繁，主要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趋势明显。受债务危机影响，自年初以来欧元兑美元大幅贬值；而日元作为传统的规避风险工具，随着市场投资者避险情绪提高，日元需求大增，出现大幅升值；巴西、印度、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亚太和拉美地区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货币政策陆续从紧，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利差扩大，货币汇率在波动中明显升值，必将冲击出口。
气候极端异常威胁全球食品供应，推高通胀预期。高温干旱、火灾、洪灾频发，预计今年粮食减产，俄罗斯、乌克兰两个粮食出口大国相继宣布出口禁令，全球粮食供应趋减，粮价趋高。据世界银行统计，7月份国际市场食品价格扭转年初以来的下跌趋势，环比上涨了5％，其中谷物价格上涨8％，小麦价格涨幅达20％以上。粮食价格飞涨不仅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居民生活，而且直接推高通胀率。发展中国家食品消费比重高，其危害性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
如何有效应对复杂外部环境
如果说，过去两年我国面临的世界经济局势极其严峻，那么，当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则异常复杂。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回落，既符合我国宏观调控预期，也符合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总体趋势。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基本正常，国际社会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长将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上。尽管如此，应警惕和防范外
部风险，把外部冲击降到最低，谨防经济运行偏离正常轨道。影响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和调控政策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外需减弱，出口增速放缓。美国、欧元区、日本作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复苏停滞，对我国产品需求可能减少。考虑到我国制造品出口具有一定的需求刚性，而且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已形成良好的贸易关系，进出口贸易比重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对发达国家出口减少带来的不利影响，出口增速回落程度相对有限。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一方面，应充分考虑我国出口行业生产能力和就业状况，积极开拓市场，保持适当出口规模，减轻因出口放缓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应抓住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时机，以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科技水平为主线，通过海外并购和产业转移等途径，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争取在国际分工中从低端产业链向中高端产业链转移。
国际粮价高涨，放大国内通胀预期。受天气异常和自然灾害影响，农产品价格普涨，通胀压力显现，今年7月份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趋升。近期国际粮价飞涨，波及国内市场农产品的供应和价格，对我国通胀预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应加大通胀预期管理力度，疏通农产品产、供、销渠道，平抑市场价格。
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减，汇改政策倍受关注。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国内经济复苏受阻，财政刺激能力匮乏，势必寻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而今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升至世界第二位，我国市场将成为各国竞争的重要目标，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好处，为此，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依然不减。在恢复人民币弹性汇率政策时，应权衡利弊，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既要保持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又要平衡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关系。
投机资本伺机涌入，资产市场泡沫风险很大。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整方向与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分歧，经济基本面弱强对比明显，利差预期扩大，资产市场吸引力强，投机资本随时可能冲击我国，必须严加防范。在货币政策上，鉴于目前调控效果显现、经济增长回落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停滞，可适当推延升息时间。继续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稳步回收市场流动性，特别是应加强监管力度，降低信贷风险，保证今年7.5万亿信贷资金真正流入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上，严厉打击市场投机炒作行为，坚决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继续扩大内需，防止经济出现二次大回落。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在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上，总量和结构调控并重，既要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又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在提高职工工资时，严控企业将新增的工资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为避免受外部环境冲击经济出现二次大的回落，应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注重调整经济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