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达利的铜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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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与我的父亲皮埃尔・阿吉利特（1900―2001）相交、合作长达五十年之久，此间创作出大量被艺术史家称为“画家最好的艺术作品”。

我带着双重目的踏上旅程：开办个人展馆和展示父亲的藏品。我应邀对展品进行评价。就我理解，采访者在向我寻求一个清晰的解释，可是，作为达利和阿吉利特之间协作的唯一见证者，对于那种场合、那种感受、那种责任，我能够说得清楚吗？

我是这样回答的：“‘达利作品：阿吉利特收藏’是敬献给我父亲这个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热爱者和出版者的，是父亲倾注心血持之以恒地努力收藏的作品，不仅有达利的蚀刻版画和挂毯，还有我们家庭成员的照片、影片、逸闻趣事，以及对达利与他妻子加拉的回忆。此展览是对我家与超现实主义运动最具魅力的艺术家之间亲密关系的真实写照。”

父亲是一个记者，狂热地迷恋超现实主义。他对达利既真挚诚恳又激情澎湃，他们经常就当时盛行的艺术活动和达利所阐发的艺术主题长时间地促膝交谈。达利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在冥冥之中相互联系着，并将这种观点呈现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对他而言，这并非意味着万事万物有一个共同的联系物，而是具有一种普遍的共性。可以说，这就是达利的哲学。自打孩提时代，我就观察、见证着达利的这种世界观。在我父亲的所有藏品中，这种世界观都有所体现，经常成为我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达利的作品曾经在世界上最享誉盛名的美术馆中展出，博伊曼斯美术馆（荷兰鹿特丹）、普希金美术馆（俄罗斯莫斯科）、达利美术馆（美国佛罗里达州彼得斯堡市）、苏黎世美术馆（瑞士）、国立美术馆（德国斯图加特）、伊势丹美术馆（日本东京）、大丸美术馆（日本大阪）、广岛市立美术馆（日本）。法国的默伦和西班牙菲格雷斯的达利美术馆是他的藏品的永久性收藏地。

父亲喜爱美丽的绘画和铜板蚀刻画，他本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摄影师，曾经为自己刊登出版的几百个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摄影，其中有马塞尔・杜尚、让・阿尔普、特里斯・坦查拉、汉斯・贝尔默、乔治・德・基里科，当然，还有达利。

父亲与达利从1934年开始交往，两人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73年，在此期间，达利直接在铜板上蚀刻作画，以非凡的能力创作出奇妙的画作，他的做法类似于阿尔布雷特・杜勒或伦勃朗。我感觉，正是他的这种能力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父亲。

达利希望成为20世纪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正如达・芬奇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一样，达利希望在创作铜版画的过程中寻求一种与众不同的绘画思路与艺术风格。

在我看来，达利构图的即兴灵感和非凡之美简直无与伦比，这些构图隐隐地流露出他对历史上一些重要作品的理解以及他为这些作品进行配图的功底，他能够将某一主题呈现为不同的风格――例如，他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剧作《浮士德》或利奥波德・范・萨克・马索克的《穿裘皮的维纳斯》作的配图。

蚀刻版画的特殊性在于，一旦在铜板上勾勒出线条，画家就无力改变这些线条。达利的创作充分体现了他娴熟的手法和灵敏的动作。在展品中，有一组由50件作品组成的手工上色的蚀刻作品，名字为“歌声”，这组作品以前只展出过一次。

1965―1973年间，达利用锋利的钻石笔或红宝石笔作铜版画，这样的笔使他能够轻松地在金属上游走笔锋，此间，他为父亲创作出200件铜版作品。这套作品属于同一个收藏者，所以，所有藏品的风格、构图都和谐连贯。父亲有时会告诉他：“这个我不要，我不喜欢。”在这样的场合，达利往往不反驳，他知道父亲并非在批评他的作品，是父亲的个人性情和热忱使他对藏品提出具体要求。当达利在1973年决定停止铜版画创作时，他和父亲的合作告一段落，也保证了父亲这套收藏品的完整性和唯一性、权威性。

1973年，达利在西班牙开办了自己的艺术馆，父亲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栋别墅开办了超现实主义艺术馆，两人都需要大量作品，所以，他们决定在奥布松定做一批手工织作的壁毯，盖住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的墙壁。我相信，这些壁毯会给此次展览添加一种奇妙的神韵。

此文是阿吉利特女士所写。阿吉利特女士是达利展品的保存者和管理者，她是皮埃尔・阿吉利特的女儿。皮埃尔・阿吉利特是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作品的热爱者和出版者，他与萨尔瓦多・达利交往达五十年之久，是达利作品的出版商及达利本人的密友。所以，作为皮埃尔・阿吉利特的女儿，阿吉利特女士不仅是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见证人，更对达利的生活及创作情况了解甚多。在她看来，达利“很朴实，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工作狂，总是在对新的创作技巧进行实验，总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