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成宝器贡皇用异国西洋景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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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马可波罗详细的描写以及郑和下西洋庞大的规模都使得中国这片土地在遥远的欧洲人眼里成为“人间天堂”。精美的丝绸与瓷器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奢侈品。但直到葡萄牙航海开通了新航道，并且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贸易点，瓷器才被大量引进欧洲。他们在澳门与马六甲垄断了东南亚的贸易，把马六甲出产的胡椒、宝石、珍贵的硬木卖给中国商人，又把中国的瓷器卖到遥远的欧洲去，利润蔚为可观。而这些有着巨大商机及利润的商品也吸引着西班牙商人的兴趣。西班牙商人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贸易的据点，每年约有三四十艘中国大帆船来到这里，出售瓷器。16世纪末，作家莫尔加（Morga）在1609年出版的著作中描述了这一盛况：“中国的大帆船运来了丝绸、织锦、麝香、国画、珍珠、宝石以及质量优秀的陶器、瓷器。”在这期间，青花瓷是景德镇外销瓷的主要品种。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几乎垄断了所有欧洲国家和中国的贸易。欧洲皇室的国王、王后和贵族们所使用的中国瓷器，都必须委托这些商人们办理。

对于中国瓷器大量而紧迫的需求，荷兰人也开始插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远东贸易。1594年，荷兰殖民者华尔维克（Warwick）率领商船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出发来到广州，企图和广州当局进行直接的贸易，但由于葡萄牙人的干涉而宣告失败。于是1602年，荷兰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个17世纪欧洲殖民主义最庞大的商业机构，使荷兰与中国的瓷器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东印度公司来往的信件统计，在1602年至1682年这80年间，有1200万件瓷器被荷兰商船运载到荷兰和世界各地。1669年，在广州停泊的荷兰船舶共有190艘。停留在广州的荷兰商人、水手和士兵多达万名。法国在1664年也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并于1698年在广州设立据点。尽管从法国到中国的航程需要两年的时间，但是法国上层社会对中国瓷器的无比喜爱，仍然促使他们派遣商船到广州，搜集瓷器精品。与这些欧洲殖民国家相比，英国对华的瓷器贸易开始的相对较晚。一直到康熙皇帝即位后，英国才在广州设立东印度公司。1730年以后，在广州和珠江停泊的外国商船开始以英国商船占据首位。18世纪，英国殖民者把大约2500万到3000万件瓷器运到欧洲，接着德国、俄国、丹麦、瑞典、奥地利、美国也都接踵而来。

经过几十年的贸易，欧洲商人意识到中国的瓷器虽然在艺术上高超绝妙，但是器型并不符合欧洲人的生活习惯，于是把欧洲器皿的造型介绍到中国。欧洲人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洗脸盆、水罐以及宽边午餐碟的木制模型被带到广州，请中国的瓷器匠师们模仿生产。中国聪明的工匠使这一尝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所生产的适合欧洲市民使用的瓷器在欧洲市场上供不应求。这一尝试同时也开启了欧洲上层社会在景德镇订制中国瓷器的先河。这一时期的装饰除了传统的中国纹样，开始出现西洋图像的订制瓷，价格昂贵。主要的订购群体是欧洲皇室和王公贵族。西洋人物图像以表现上层阶级娱乐活动的内容为多，并且多集中在康熙、雍正时期。

17世纪和18世纪交汇时期，景德镇曾为法国皇室所订做过一件青花大盘。当时法国宫廷经常举办具有东方情调的化妆舞会和音乐晚会。乐队用笛、笙、琵琶等中国民族乐器演奏舞曲。手执中国折扇的贵妇们和绅士在明亮宽敞的大厅内翩翩起舞。这些场景经常见于当时画家的著作上。这件青花大盘描绘的正是法国王公贵族们演奏音乐的情景，经学者考证源于尼古拉斯·伯纳特（1646-1718）的铜版画。铜版画和瓷器上所刻画的情景正是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皇室的奢华生活的缩影。优雅的女士一身贵妇打扮，梳着当时流行于皇室贵族女性间的“方当伊高”发型。圆桌后面的两位戴着假发、身穿正式礼服的绅士正分别弹奏琵琶和长笛。盘沿八组开光呈尖顶皇冠形，其中描绘着中国传统的山水图，盘背面绘有三组竹子。需要说明的是，这类为法国皇室特制的瓷器存世量极少。以音乐家为主题的纹饰，据历史记载只定烧了这一款一次，且现在已知不超过20只。

精明的荷兰商人首先瞄准了商机，他们甚至不惜成本雇用画家为他们设计图稿。荷兰艺术家尼利厄斯·布朗克的设计是此时的代表作。他曾经被荷兰东印度公司雇用，专门为瓷器设计图案，典型纹饰有博士图、花园庭院图等。这批特别设计的瓷器由于其典型的纹饰和稀缺的数量，被国外学者们称作“布朗克设计”。荷兰阿姆斯特丹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设计图稿。值得一提的是，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所采用的布朗克图稿会被临摹6份，而且布朗克本人也会得到相应的版权费。本文提到的这份设计图稿是否为布朗克亲笔所作，还是其他人临摹而成，国外学者有不同见解。“博士图”瓷器分别有粉彩与青花图案，青花者较为罕见。青花博士图盘就是其中一件精品。博士们在花园庭院的树下畅谈，三人围绕茶几席地而坐，一人站着，西式茶几上摆放着一个来自中国的青花大盘，其中两位手中分别抓着一尾鱼，树上栖息的鹦鹉与地下的孔雀相互对望，仿佛也在聆听。盘沿饰以六组开光，其间有鸳鸯和仙鹤相间，每组开光内绘三只叠加的热带鱼纹样，形态不尽相同。底衬格菱纹与六开光形成花瓣状铺开。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瓷之韵”特展中展出的V&A粉彩博士盘就是其粉彩代表作。

除了雇用艺术家为其设计图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特制瓷器的装饰题材竟然还有当时的荷兰本国的社会新闻。一只康熙青花盘上描绘的是鹿特丹的市民们在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10月4日夜里骚动的事件。故事发生在1690年8月底，鹿特丹警方潜伏在一个饭店，准备在舞会上捉拿走私犯，但混战中打死了一位饭店职员。为逃避责任，警方诬告一名参加舞会的无辜市民，而且宣布在9月16日处决。早已对昏庸的警方不满的市民们在处决当天纷纷上街示威，抗议这一判决。抵挡不住市民的反抗，警方只好宣布这位市民无罪，但是私底下，却又企图派遣军队镇压市民，仍然要处决那位无辜的市民。这个恶劣的行为更是激起了民愤。在1690年10月4日当晚，愤怒的市民袭击了警长的住宅，并且在第二天包围了市政厅。市长撤销了昏庸的警长，并释放了那位市民，这场骚乱才得以制止。这次市民的举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当地报纸赞扬市民们的英勇，艺术家们更是创作了艺术品来歌颂。其中斯梅尔托金（smeltzing）创作了金银质的浮雕纪念章来歌颂这一历史事件。这些纪念章经由荷兰商人带到中国，然后请中国瓷器匠师们参照浮雕图案来绘制瓷器。据学者考证，反映这一历史题材的青花瓷器，在欧洲各国博物馆中有16件，其中包括14件瓷盘和2件茶杯。

随着欧洲订制市场的扩张，在景德镇订制的青花瓷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欧洲上层社会的审美需求。他们已经不满足铜版画或者画家们的画稿被模仿在瓷器制作上，他们希望纹饰或者设计可以被直接运用到瓷器上。康熙年间，欧洲画家陆续来到我国，并在宫廷内任职，颇得帝王的喜爱，他们带来了讲究光线明暗、透视的西洋绘画技法和铜版画，并且在宫廷内与我国画家传授这一新的技法。很快，这些技巧流传到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由于清代官搭民烧的官窑制度，景德镇民窑瓷器也开始采用西洋画法。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景德镇匠师们已经能准确地摹仿铜版画的图案。景德镇墨彩珐琅的烧制取得成功，其纤细的灰黑线条勾勒，成功地将铜版画的效果直接显现在精细洁白的瓷器上。因为西洋人物画像的画稿多是来自欧洲的铜版画，所以在选择描绘西洋图像种类时，墨彩瓷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青花瓷的地位。墨彩是釉上彩瓷器品种之一，以黑色为主兼用矾红、本金等釉料，在瓷器上绘画，经彩绘烘烤而成。庄严的宗教题材和人物多用墨彩描绘，以墨彩纤细的灰黑线条勾勒图像造型并敷彩，不仅符合宗教氛围，更能再现版画原作的色调，有时加入金彩和矾红彩，增添画面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如以宗教宣传为目的烧造的“耶稣基督瓷”多选择墨彩描金的形式来烧造，因其能很好的达到模仿《圣经》铜版画效果。又如马丁·路德墨彩杯碟，是为了纪念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路德逝世两百周年而订制。

以墨彩来表现铜版画的蚀刻效果也同时被用在表现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以及欧洲世俗生活的主题纹饰上。非常独特的是，画匠们用不同的淡红色（肉色）生动的描绘人物的脸部和肌肤的颜色，并且用透视法表现楼台亭阁以至西洋建筑，极为精细。如根据铜版画“爱坛婚礼”所绘制的墨彩瓷盘，构图繁复，人物众多，画面的色调明暗层次、建筑空间的透视效果、人物的比例结构表现的相当出色。“欧洲情侣”整幅画面以墨线勾勒人物形象，以平涂法为外套大面积设色，树木，云彩和天空间的少量留白则有中国画的表现方式，率真而自然的写意笔法，凸显出画面张弛有度的笔墨意境。

同一时期，法国的珐琅工艺品和珐琅匠师们也对我国清代的粉彩瓷器装饰技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宫中造办处档案也提到法国珐琅匠师，再加上郎世宁等欧洲画家，宫中造办处珐琅作坊的规模日益扩大，并且还在雍正年间研发出了新的颜料。逐渐地珐琅作坊与景德镇御窑厂的联系日益密切，因为具有西洋风格的粉彩装饰技法也在民间瓷器生产中得到广泛传播。据有关史料称景德镇民窑工匠与御窑厂合作者“目数千人”。这一时期经营瓷器彩绘装饰的作坊也犹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景德镇彩瓷的西洋画彩绘水平也在此时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到景德镇来定烧珐琅彩和粉彩绘制西洋画装饰的客商络绎不绝。《景德镇陶录》载称：“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这些岁无定样的瓷器，瓷胎洁白如玉，色彩素雅明快，描绘工整纤细，风格高贵典雅，很快就又掀起了欧洲上层社会珐琅及粉彩瓷器的热潮。这批定烧的瓷器为满足欧洲上层社会的审美需求，质量上和美观上可与景德镇官窑媲美，称得上是外销瓷中的“欧洲官窑瓷”了。各类装饰题材被采用到出口瓷器上，模仿西洋画法的花卉、希腊神话、世俗生活等。清朱琰在《陶说》中指出：“今瓷画样十分之，则洋彩得四，写生得三，仿古得二，织缎一也”，由此可见，洋彩的使用已经在景德镇十分之流行，不仅外销，甚至在本国瓷器供应商。这类瓷器不仅被外商高价收购，而景德镇御窑厂也开始烧造类似瓷器，《饮流斋说瓷》中记载：“本国瓷皿摹仿洋瓷花彩者，是日洋彩”。到了乾隆年间，“描人物面目，其精细者，用写照（生）手法，以淡红笔描面部凹凸，恍如传神。”尤其以“贡品绘碧重卷发之人，精妙无比，西商争购，值亦奇巨也”。景德镇丰富多彩的欧洲定烧瓷这一盛状，连乾隆皇帝的御题诗里也都有记录：“出自虞朝几万愁，舜帝传下至今留。淘成宝器贡皇用，异国西洋景德求。源源商贾颁天下，灿灿霞光遍九州。于今技艺多精巧，赛玉欺珍玳瑁羞”。

由于定烧瓷器的数量激增和严格的上色准确性，还有订制者与彩绘匠师之间因为交通不便而缺乏联系，于是，作为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广州开始从景德镇购买大量白胎瓷器，并且在珠江南岸设立了不少绘画作坊，以便在欧洲商人的直接监督和指导下进行描绘。清代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记载：“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士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桓，令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器，然后售之西商”。康熙、乾隆时期，欧洲人普遍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而欧洲市场上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瓷高昂许多。荷兰、英国、瑞典、法国人都更倾向购买中国景德镇制坯广州加彩的瓷器。一方面由于1757年后广州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瓷器的输出全集中在广州；另一方面，在广州加工彩瓷既防止瓷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损坏、节约成本，又加快瓷器外销输出的周期。由于广州和珠江的地理位置和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河有些相似，所以西方的商人们又称广州为“东方的伦敦”。至此，由于便利的地理位置和景德镇提供的索胎，广东成了第二个瓷器加工厂。欧洲来的传教士、艺术家、商人们带来的珐琅工艺品、玻璃器皿、地毯、书籍及其装帧、绘画等，甚至对外贸易中往来的信函和外币上的图案都给广州的瓷器匠师们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中外学者称此类瓷器为广彩瓷器，本文着重研究景德镇定烧瓷器，故不作赘述。

订制外销瓷与清代官窑一样，同样是在景德镇生产，有些精品甚至可与官窑相媲美。它们不仅在当时是奇货可居、价格不菲的奢侈品，更是近年来国外中国瓷器拍卖市场的新宠儿；它们既是商品，更是艺术品，被欧洲皇室收藏，现又被各国国立博物馆珍藏，其在西方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和重要见证，其研究价值丝毫不亚于其他艺术品。国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但由于是欧洲皇室订购，故在国内极为罕见，导致国内不论学术界还是收藏界对外销瓷的研究和收藏都落后于国外，造成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但值得庆幸的是，这段外销瓷的历史正逐渐吸引着各界人士的注意。国际博物馆间的馆际合作使国人也有机会目睹这批特制瓷器的风采，而国内的瓷器学者们也开始致力于发掘这些瓷器背后的历史和故事，还原盛清时期景德镇辉煌的订制瓷业。随着研究者、古董经纪人、收藏家、媒体对外销瓷认知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这批订制外销瓷的应有的关注度也会日益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