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津冀生产业协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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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业是京津冀经济圈的核心发展要素。基于契约理论和博弈理论的京津冀生产业协作方式包括组织建设、基金项目、举办会议、竞合发展等；京津冀生产业协作必须建立京津冀生产业的政策合作协议、完善市场与政府激励机制、培育生产业的市场需求、健全绩效考核制度等。

关键词：生产业 京津冀 协作方式

1 京津冀经济圈服务业协作发展的必要性

京津冀经济圈的服务业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政策机遇。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杨连云对记者表示，京津冀三方的一体化合作之所以会提速，一方面与国家对“十二五”规划的战略高度重新定义有关，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经济的现实发展，三方都找到了利益的交汇点。截止目前为止，长达8年的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编制的《首都经济圈综合发展规划》将有望在2013年出台。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京津冀经济圈的合作发展波动性较大，如图1所示。2012年北京第三产业占比76.40%，天津为47.00%，而河北只有35.30%，不到北京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1/2，天津也是河北的1.33倍，而且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第三产业的需求程度远远大于了供给，最终导致京津冀第三产业供求发展的不均衡，呈现了所谓的“大梯度”现象（具体可以详看图2），并且相对于长三角上海60.00%、浙江45.20%、江苏43.50%的波动，京津冀经济圈的波动要更大一些，也不及以香港第三产业所占比重94.00%、澳门93.6%（2011）、广东46.20%为中心的珠三角第三产业发展状况，俗话说：“瘸子走不快”，京津冀经济圈第三产业的发展协作是势在必行。在第三产业中，生产业是其核心内容，占据着主导性的位置，因此，大力发展生产业是大势所趋，并且要势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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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协作方式分析

生产业的协作是在专业化分工的技术上，企业间的纵向一体化协作，尤其是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作可以有效整合企业内外部的资源，不仅可以提高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有助于转变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而京津冀生产业的协作将更有利于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纵观这几年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协作方式，几乎没有脱离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组织建设。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与京津冀有关部门联合成立相应的协作组织，积极开展相关的调查研究、制定规划、协作协调、网站建设等。[1]第二，设立生产业基金项目。借鉴上海、浙江、深圳、广东等发达省市的做法，建立河北省生产业基金项目和京津冀生产业协作基金项目，用于解决河北省生产业在与京津生产业协作中的资金瓶颈问题。第三，举办发展生产业的相关会议。借鉴国际生产业大会的样式，每年组织召开京津冀生产业大会，进行信息交流、论坛研讨、项目洽谈、服务博览等协作。[1]第四，竞合发展。政策支持降低行业进入门槛，使新进入厂商进入该领域提高竞争力度，预防垄断企业大肆控制市场，通过所谓的区域间的合作实现双赢，但都是利益关系。由于市场生产业作业方式不健全，企业逐渐也转向了不合作。

3 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协作发展理论评价

3.1 契约理论 契约理论是研究在特定交易环境下来分析不同合同人之间的经济行为与结果，往往需要通过假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交易属性，建立模型来分析并得出理论观点。契约理论主要包括委托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以及交易成本理论三个理论分支，这三个分支都是解释公司治理的重要理论工具，它们之间不存在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首先，委托理论。通常情况下，掌握更多信息或者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人，另一方为委托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委托关系。委托理论是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基础上的，即人向委托人隐瞒真实信息或者制造虚假信息，以及利用信息优势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如果这种隐藏信息的行为是由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指在合同签约阶段的机会主义，也称是“逆向选择”，如果是由于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为“道德风险”。

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委托理论经济学分析。京津冀经济圈之间的生产业的协作离不开委托的经济学分析。生产业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新型产业，依据分工理论将有助于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生产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着委托的成本。委托成本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京津冀生产业的协作发展，那么如何降低这种委托成本无疑将成为研究者主要考虑的方面。本人认为，建立长效的合作联盟机制，加强沟通将会有效降低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委托成本，进而促进京津冀生产业的长期协作。

其次，不完全契约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是建立在人的有限理性的基础上的。人由于自身的思维、教育程度、偏好、习惯等方面的限制，注定不可能考虑到合同中所要拟定的全部内容，那么制定的合同便不是完全的。契约的不完全会导致事前的最优契约失效，当事人在面临被敲竹杠的风险时做出的是无效率的专用型投资。

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不完全契约理论经济学分析。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的发展可能存在被敲竹杠的行为，一些垄断性行业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凭借其特有的权威，往往横行独到使一些事前谈好的最优契约失效，导致另一方巨大的高成本投资或者投资失效。那么如何有效地消除这种不完全契约带来的低效率，本人认为，建立高效的声誉机制并付诸行动的企业有可能降低这种不完全契约所带来的损失。因此，京津冀生产业的发展要在声誉机制上下功夫，声誉高要求生产性企业必须要注重自身的社会责任，有良好的资金支持协作。

最后，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最初探讨的是企业的性质――即企业为什么会产生和存在，以及企业的规模是如何确定的。产权经济学观点认为，企业的本质与边界取决于纵向一体化收益―成本的权衡，当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组织成本时，企业便会产生。

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交易成本理论经济学分析。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的发展是圈内的发展，类似一个大企业，自家企业的生产、销售与存贮会消除市场上的交易成本，有效地提高了京津冀经济圈发展的速度。

3.2 博弈理论 博弈论（Game Theory），亦名“对策论”、“赛局理论”。在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二人博弈推广到n人博弈结构并将博弈论系统地应用于经济领域，从而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和理论体系。按照不同的分类，博弈论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从行为的时间序列性，博弈论进一步分为静态博弈、动态博弈；按照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了解程度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本文指的是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的区别在于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如果没有，就是非合作博弈）。博弈理论相对于非合作博弈更加复杂，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

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博弈理论经济学分析。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有效性、公正、公平。[2]京津冀生产业的协作发展就是一个团队，该团队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可能会牺牲短期的利益，从而建立稳定的经济合作，最后使成员分得大致公平的收益。因此，京津冀生产业的协作，在只要协作的成本小于或者等于收益的情况下便是可以协作的，作为京津冀经济圈的一员，在不损害任意一方的前提下，而能使另一方获益，那么协作便是帕累托改进的，是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的，此时京津冀生产业要毫不犹豫的进行协作发展。在实践中，这就要求参与协作的企业要有超脱的思想品格，脱离于物质利益的束缚，具有牺牲精神。

4 建设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协作模式的经验借鉴

4.1 国内现代服务业发展协作模式分析

4.1.1 常熟市现代服务业投资推介会模式。常熟市现代服务业投资推介会模式于2013年6月18日在上海举行。16家知名企业与常熟集中签约16个现代服务业项目，总投资达150.1亿元。会上，普洛斯、万达、润地利、中船集团、富时集团等16家知名企业与常熟签订了一批现代服务业项目，涉及多个现代服务业领域，总投资达150.1亿元。常熟市委市政府表示，将进一步依托上海、对接上海，主动承接上海产业和商务“溢出效应”，在现代服务业各个领域全面深化合作。京津冀经济圈如果可以定期举办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投资研讨会，那么河北可以承接北京、天津生产业的“溢出效应”，缩小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的差距，实现均衡增长发展。

4.1.2 港湘现代服务业合作对接会模式。2013年6月20日港湘现代服务业合作对接会在香港举行，港湘两地共同发掘合作机遇。副省长何报翔在会上致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迎春就长沙现代服务业项目进行了专题推介。长沙共204个现代服务业项目，总投资超过300亿美元。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加强了对港湘两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的了解，消除了两地区服务业发展信息的不对称问题，降低了交易费用。

4.1.3 扬州起草现代服务业合作恳谈会模式。2013年以来，扬州市发展改革委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各重点产业指挥部做好省“十百千”计划确定的其他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工作；牵头制定 “2013年中国・扬州（中国香港、新加坡）现代服务业合作恳谈会”活动方案，安排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四地服务业重大项目招引工作，做好现有服务业重大项目督察工作，不断加大社会投资力度，以推进重大项目为抓手促进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统一恳谈、统一管理，保证了合作的有效性。

4.2 国外现代服务业发展协作模式分析

4.2.1 英国的“大伦敦政府”管理机构模式。美国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曾经指出：“如果区域发展想做得更好，就必须设立有法定资格的、有规划和投资权利的区域性权威机构。[3]英国的“大伦敦政府”管理机构模式是为了治理责权不明晰、各自为政的现象，由专职市长和其他25个自治市的市长联盟组成的。该模式是大伦敦管理局下设伦敦交通部、伦敦发展署、伦敦消防急救规划局和大都市警察局四大机构，[4]共同负责管理大伦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该模式可以形成“垂直一体化”的管理模式，联盟市长起带头协调作用，其下属机构执行，责权明晰。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的协作发展也需要建立具有权威性的管理结构，以首都北京为中心建立，将会有长三角、珠三角所没有的权威，可以协调京津冀生产业的发展。

4.2.2 日本“首都圈建设委员会”模式。大东京都市圈包括23个行政区政府，面积、人口、GDP分别约占全日本的10%、32.6%、33%。[5]1956年，日本政府建立了“首都圈建设委员会”负责首都经济圈的整体规划，有助于其社会的统一管理。

5 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协作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生产业发展合作协议 近年来，京津冀的合作协议不在少数，但是针对专门的服务业的合作协议并不多见。在这一点上，京津冀应加大政策力度。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制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将有望在今年推出，作为京津冀的一员，不仅要积极参与更应该认真执行。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应该放在与世界服务业发展的高度，具体细化，认真贯彻落实。

5.2 建立完善的市场激励机制与政府激励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京津冀经济区域合作需要从市场和政府激励机制两个维度入手。一方面，加强市场运作的灵活性，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增强企业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依旧是利益问题，政府应建立利益分享机制，在现有分税制为主要特征的财政体制下，需以京津冀经济圈利益为导向，建立完善的区域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以求得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均衡发展、利益均摊、合作共赢，提高合作的稳定性与长效性。

5.3 培育生产业的市场需求 生产业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它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走分工专业化道路是生产业发展的需求动力。首先，要积极推动京津冀经济圈制造业的服务外包进程，为生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需求环境。其次，鼓励京津冀工商企业实施主辅分离，将非核心技术外包，提高专业化经营水平，刺激市场的自发需求。最后，“依托北京、着力京津冀、放眼全世界”，京津冀经济圈是我国三大经济圈之一，拥有强劲的经济发展实力，尤其是制造业（河北、天津）具有强劲的产量与销量，而北京由于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将是生产业的主要发挥市场。

5.4 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 首先，将生产业的发展纳入到京津冀经济圈具体的企业，并建立完善的考核方案，尤其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指标，对成绩突出的单位进行表彰与奖励。对于成绩不突出的生产企业要认真分析过去生产的经验模式，提高政策与企业内部的监督与考察，积极推进生产业重大项目的落实。其次，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网络，建立京津冀经济圈生产业统计体系，加强对生产业发展的监测分析，形成统一的网络运用市场。

参考文献：

[1]王小平.区域生产业协作机制探讨[J].商业时代，2007，

25.

[2]王小平，李素喜，马新立.区域服务业合作条件的联盟博弈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02.

[3]金经元.刘易斯・芒福德：杰出的人本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家[J].城市规划，1996（1）.

[4]谢中华.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的区域公共管理创新研究[D].湖南大学，2008.

[5]王玉婧，顾京津.东京都市圈的发展对我国环渤海首都区建设的启示[J].城市，2010（2）.

项目：河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论京津冀生产业协作方式”（编号：SZ060406）。

作者简介：王小平（1965-），男，河北邯郸人，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服务业理论与实践；高会艳（1988-），女，河北邯郸人，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服务业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