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粮食“脚最高限价”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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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物价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下发《广东省主要粮食价格应急干预预案》，规定在粮价突涨时的应急干预机制，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实行最高限价。实行最高限价时可以由各地对粮食加工或经营环节给予适当补贴。

今年以来，从牛肉面到方便面，从肉价到粮价，许多日常消费品价格都在上涨。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面对CPI指数，的节节攀升，许多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不是严格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降能耗，控房价，而是动不动就使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对猪肉要限价，对粮食要限价，甚至连牛肉面也不放过。一直以来，许多人总认为，经济管总比不管好，因为人是理性的，然而，正如康德所言，人类无法凭借理性把握一切，如果理性不知趣地试图越过规定的限度，向所有的领域入侵，则只能陷入二律背反，理性终究被理性所杀。

对牛肉面的限价，产生的是“没有牛肉只有面”的牛肉面，而对粮食的限价，则很可能再一次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减少农民收入。

这并不是没有教训。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食连续几年大丰收。在经历1983，1984年的粮价低迷后，1985年粮食减产280亿公斤，粮价大幅上扬。可是，关键时刻政府竟然撕毁了粮食定购合同。粮价被限的结局，是农村与城市间剪刀差的形成。

同样的一幕在1994年再次上演，面对粮价上涨，政府立刻采取种种行政手段进行干预，限价的同时增加低价收购数量，关闭市场，增加进口，这样的结果，是1996年到1997年度的粮价暴跌。农民、农村再一次被远远地甩到了城市的后面。

2003年10月份以来，我国粮价陆续回升，一般来说，这与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降引起的供需变化有关。但是，在我看来，粮价上涨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形势是分不开的。现在，我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与1 994年颇为相似，粮价上涨，并不是因为粮食稀缺造成的，而是与经济周期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把精力放在抑止通货膨胀上，而不是一刀切在粮价上。何况，通胀的压力，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由农民来承担，相比城市居民，他们才是最无力承受失败的人。

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负担，这句口号我们不知道喊了多少年，现在就是一个大好时机。1994年通过定购粮与市场的差价，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了100多亿元，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使得农业、农村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省市相继取消了粮食定购任务，这一次，广东省政府拟通过“限价”来使“定购粮”借尸还魂，会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呢?重视农民的利益、工业反哺农业不是一句口号，在粮价出现波动的时候，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立场，而不是千方百计地想把粮价压下去。在限价之前，请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从农民身上拿走的还不够多吗?

粮价高一点有什么不妥?通过粮价上升来拉动一下内需，对于企业来说，有利无害。事实上，粮价高一点，城市居民也是能够承受的，这些年来，粮食消费在整个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向世界宣称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某些地方穿新鞋走老路的作为，说得不好听，是一种懒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