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人张问陶论屈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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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诗人张问陶在其诗集《船山诗草》中,对上起屈原,下迄清代嘉庆诗坛的1300多位诗人进行了品鉴。张问陶所评重点选取那些骨气奇高、怀才不遇、人品和诗品俱高的诗人,其中有不少是借感叹他人的不幸际遇来反照自己的命运多舛,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张问陶对屈原、宋玉都评价很高,他多结合生平遭际论屈宋,或赞扬其人格,或哀伤其遭遇,进而到对作品的品鉴。
张问陶有两首诗歌专论屈宋,另有不少诗句也论及他们,现抄录如下:
《春日感怀》其一
写尽兰枝与竹枝,《楚骚》哀怨有微词。
欲将愁去多风雨,不喜春归易别离。
狂到杜陵甘作客,穷如东野例工诗。
人间少壮无多日,莫待秋霜染鬓丝。
《春日感怀》其二
良时一掷已蹉跎,几卷残书记转讹。
髀裹肉生闲不得,床头金尽命如何。
情含楚雨风流苦,怨写湘篁涕泪多。
知己近来无宋玉,《九歌》深意半消磨。
另有《宜城》、《壬子除夕与亥白兄神女庙祭诗作》两首诗专论宋玉。
《宜城》
细酌宜城酒,深怜宋玉才。
朝云词笔秀,落叶赋心哀。
文藻开秋气,江山哭楚材。
《壬子除夕与亥白兄神女庙祭诗作》
神女佐禹成大功,功与同律赓辰同。
不知宋玉是何物?敢造梦呓污天宫!
除此之外,还有以下诗句论及宋玉:“宋玉有怀仍忆楚”(《独树店》),“寥千古赋悲哉,《九辩》空怜宋玉才”(《上水遣怀》),“江树春心伤宋玉”(《春日有感》),“君不见宋玉《高唐赋》最工,巫山可有行云女”(《青神舟中不得见峨嵋山与亥白兄饮酒排闷》)。
张问陶在当时有才子之目,作为相门之后,他立志“相业史重编”,十五岁时第一次写诗,就名之曰《壮志》,决心“三十立功名”,无奈一生不为重用,可谓“一生襟抱未曾开”。张问陶有大量的言志诗,便是借自然界生物的有才难用来抒发自己志向难伸的愁绪。如《四方铺》诗云“楚楚可怜松树子,有才无用只风尘”,就是借松树子的沦落风尘喻自己大才不用。由于志向难伸、愤懑傺的共同人生境遇,张问陶在对历代作家进行批评时,往往多选取怀才不遇或志向高洁之士而论,屈原就是其中的代表。屈原极爱兰花,他将兰花作为随身佩物,显示自己洁身自好的情操,在《离骚》中也多处出现咏兰的佳句。张问陶说屈原“写尽兰枝与竹枝”,既是赞诗又是赞人。
张问陶诗主性灵,其《蟋蟀吟》、《秋燕飞》两首序揭示了“诗发乎情”的本质。云:“诗发乎情,情触于遇,哀乐殊致,比兴生焉。……其人莫不有如泣如诉之情,抑郁于中而无端以自见。故一旦触于所遇,形诸吟咏,遂不觉其婉转附物,怊怅而切情焉。”张问陶重视性情之“真”,认为优秀的诗歌是表现真性情的,屈原诗歌是其悲剧性情的自然发抒。“诗人原是有情人”,屈原一生对故国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离骚》成为千古之绝唱,可以用张问陶“故国情难尽,奇诗性所耽”来解释。一部《离骚》,寄托了屈原对自己个人身世的哀怨之情和对楚国现实政治的怨愤之情,是“好诗不过近人情”的佳作。但是对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古今各家说法不一,其中以“哀怨”说影响较大。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并加以发挥:“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李白《古风》亦云“哀怨起骚人”,裴子野《雕虫记》亦言“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可见,张问陶说“《楚骚》哀怨有微词”当从“哀怨”说而来。
《九歌》是屈原的作品,关于《九歌》是否具有特定寓意的问题,前人争论很多。东汉王逸认为《九歌》是巫术祭歌,但是有托意。其《楚辞章句・九歌》曰:“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可见王逸认为《九歌》是有特定寓意的。因此,他对《九歌》的每一篇都以“楚国事”来比附注释。比如在《东皇太一》的结尾处:“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王逸注曰:“屈原以为神无形声,难事易失。然人竭忠尽礼,则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伤履行忠诚以事君,不见信用而身放弃,遂以危殆也。”张问陶说“《九歌》深意半消磨”,显然也点明了《九歌》有特定的情感或寓意,此与王逸等人同调。
屈原之后,楚国著名的辞赋家宋玉,是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创者和代表作家,宋玉怨愤当权者在“骐骥”和“驽骀”之间选择“驽骀”,张问陶论宋玉时紧紧结合这点,从宋玉的才华出众却怀才不遇来分析其辞赋作品悲愤凄怨的特点。
“才气”是诗文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这种与生俱来的天分,是一个优秀作家必备的素质。诗主“性灵”者大都重视诗人之“才”。“性灵”派主将袁枚非常看重天分,甚至极端地说:“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同主“性灵”说的张问陶也很看重天分,他说“才小诗多复”、“才高逸气真”。才高孤拔的张问陶对宋玉的才华也是十分欣赏,其“伤宋玉”、“深怜宋玉才”、“空怜宋玉才”等句,对宋玉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怀才不遇而流离失所的悲惨处境深表同情。《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主要抒发了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宋玉把个人的身世之悲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联系在一起,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不幸遭遇。因此,鲁迅的《汉文学史纲》高度评价了其凄怨之情,曰:“《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张问陶一生不被重用,“《九辩》空怜宋玉才”,何尝不是诗人怀才不遇的自况呢!
《九辩》有“悲哉秋之为气也”之句,还刻画了秋景的种种凄凉寂寞,并将其与自身的惆怅失意、冷落孤独之情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感人至深。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张问陶评宋玉“文藻开秋气”,即赞其开辟了文学创作中的“悲秋”主题,同时也体现了张问陶以“气”论诗的特点。他主张诗人作诗要凭真气,有真气则见诗人之真性情。他的“偶凭真气作真语,无端落纸成诗文”诗句,指出了诗人有真气,落纸方能成真诗。而“秋气”则是随心而生,所谓愁字心上秋。心中有愁情,文中便有秋气。宋玉心中有忧国之情,诉诸笔端,文中便有了“秋气”,他是在借“悲秋”主题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浩叹。
《高唐赋》和《神女赋》分别写楚怀王和楚襄王梦遇巫山高唐神女之事。两者虽然都是写梦境,但《高唐赋》以铺陈高唐的景物风光为主,如写高唐雨后之景,渲染其百川汇集,水石相击,声震天际,因而猛兽奔逃,虎豹失气,鸷鸟窜伏,鱼鳖惊恐,把高唐险要、磅礴的气势,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之后,又摹写万木繁茂,芳草丛生,风声悠扬,众鸟和鸣。张弛之间,跌宕生姿。写得情致缥缈,极富韵味。《神女赋》则以描摹神女之美为主。宋玉笔下的神女容光焕发,体态闲雅,含情脉脉,来去恍惚。他着力塑造的“朝为行云,暮为行雨”、“其貌无双,其美无极”的巫山神女的美丽形象,引得历代文人或歌或泣,《神女赋》也为历来论者所赞许。张问陶主张以“常语”入诗,但对于锤炼语言也不排斥,其“僧敲尤恐胜僧推”,即肯定了贾岛的推敲之功。《高唐赋》、《神女赋》以其丰富的艺术想象、委婉曲折的文笔,状貌传神,肆意铺陈,曲终奏雅,略陈讽谏,开汉大赋之先河,体现了宋玉的才气和性灵。“寥千古赋悲哉”、“落叶赋心哀”,张问陶恰当地指出了宋玉赋悲愤深沉的风格特征,“《高唐赋》最工”一句则暗含了“赋到沧桑句便工”之意。
张问陶虽然主张诗歌要抒写真性情,但并不偏废儒家之所谓“性”。他写诗、论诗重情真,也重情之善与美。所以,张问陶有不少描写儿女私情的诗歌,虽然是对闺房之乐的表现,却都写得至纯至洁,格调很高。因此,张问陶本着“雅正”的诗歌审美标准,认为宋玉在《神女赋》里臆造了楚襄王梦遇巫山神女的千古风流之事,这样的作品并不严肃,有失雅正,斥为“敢造梦呓污天宫”。张问陶能够对宋玉之作取二分法,实事求是而自具新见,确有出人意表之处。
屈原、宋玉都是立身高洁、志不得伸者。历代论者对屈原怀砂之恨和宋玉困厄不遇,都抱有深切的同情。张问陶一生空有一腔报国心,其壮志难酬的遭遇与屈原、宋玉的境况极为相似,感同身受,惺惺相惜,张问陶对屈宋寄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也因肃然起敬于他们的立身高洁,因而对其创作加以推崇。可以说“不得志”为张问陶和屈宋之间的理解构建了桥梁,心灵上的趋同使他找到了“借他人文字,浇己之块垒”的由起。张问陶论屈宋,恰是在借屈原、宋玉的怀才不遇和千古悲愁,抒发自己壮志未酬的悲愤情怀。
(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