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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成败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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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记述的一群年轻人,很难说是成功者,也很难说是失败者。正象电视剧《新星》中的李向南,不能简单地用成功和失败来评说

有没有比“时兴”更实在的事

当今,时兴人才的“挖取”和“引进”。要“挖”,自然离不开优厚的条件;要“引”,当然也免不了作出某种承诺。

来湘西的这群年轻人,不是被房子和票子吸引来的,更不是为了什么许诺。他们是自愿投奔。“年轻人,到西部去”,他们欣赏这个口号。但他们认为,更实际的,还是先要投奔到本省的“西部”。

当今,时兴“从政”和“从商”。“从政”的前途自不待言;“从商”,当然是看中了它的高效益和短周期。

来湘西的这群年轻人,既不想“从政”,也不想“从商”,他们选择了“从教”。他们知道,教书育人是个周期长、见效慢的工作。但他们更明白,文化开发比经济开发更重要、更艰难。

当今,时兴个人奋斗。摩擦减少到最小的系数,功率达到最大的指数。出成果比什么都实在。

来湘西的这群年轻人,他们也曾发现过“自我”的价值,但他们更懂得“群体”的威力。他们不仅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者,而且动员了自己的后备军。年轻人之间的召唤是最来劲儿的。

这批来湘西的青年,是清一色的大学毕业生。

发起者是湘潭大学的易晓佳、彭兰、曹正邦、欧艳婵、徐卫平……

响应者来自湖南师大、湘潭师专、益阳师专、湖南大学邵阳分校……

人名和校名可能记得不全。这里关注的还是他们那虽不“时兴”,但却实实在在的事业。

有没有比“熟悉”和“承接”更紧要的工作

去年七月,他们正式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到大庸县永红学校。

作为青年教师,他们虽然是大学生,但还要从小学生做起。需要熟悉和承接的东西太多了。

听课、备课、讲课,这是基本功;教材、教法、研究教育对象,这是必修课。

他们努力学习着、实践着、适应着。熟悉和承接毕竟是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步。但除此之外,有没有比这更紧要的工作呢?

“来湘西,办教育”,这是他们集合队伍时的口号。选定湘西,是因为这里穷,这里落后,为“脱贫”出力,他们毫不含糊。对“办教育”三个字,他们更有一番设想,跃跃欲试。

他们想走遍山山水水,让更多的孩子读书识字,但他们不想做瓦尔瓦拉式的乡村女教师;他们想呼吁各方各界出钱出力,办更多更好的学校,但他们不想做武训式的义学先生。教育,这个延续了几千年,让人类一步步走向文明的事业,在今天,怎样才能培养出更有用、更优秀的人才呢?

他们反复提炼着自己的主张:

——要办就办个“快乐学校”。“快乐学校”本是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理想。但“快乐”二字,与其说是他们受苏霍姆林斯基的启发,不如说是他们对自己十几年学校生活并不“快乐”的反思。

死记、死背、死学、死考,有何“快乐”可言!

从“两点一线”(学校和家)到“三点一线”(宿舍、教室、食堂),难道这就是学生的全部天地?

自己受够了的东西,不能再让学生“受”;自己丢失了的东西,不能再让学生丢失。

“快乐”有它独特的含义。“快乐”不是玩。

为此,他们在寻求新的教学内容,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寻求新的师生关系,寻求学校生活的新秩序。但要真正形成快乐的局面,谈何容易。

他们尽量让自己的课讲得生动些、活跃些。用最新的语言传达最新的信息。孩子们象听评书一样入神,但该孩子们回答问题的时候,照样“冷场”,有的连说句完整的话都费劲。他们这才发现,尽管自己的语言新了,但仍没有脱开“灌输”。听得入神,那是一种假“快乐”。他们尽量想用自己的真情打动学生。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有多少意境可以挖掘:寂寞、惆怅、超脱……反复朗读,反复讲解,他们希望从孩子们那里听到共鸣。结果又让他们失望了,回答仍是那么干干巴巴。他们这才发现,共鸣需要一定的基础,跨越需要一定的条件。

“快乐”,作为一个原则,他们是不会丢弃的。把学习作为一种乐事,这也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

孩子们也在琢磨这批新来的教师。尽管他们还没有“快乐感”,但和以往相比,却发现了某种“不同”。这“不同感”正是可喜的回声。

——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这是他们的又一个主张。

他们不愿意再看到落榜者在校门外徘徊,他们不愿再把自己的学生逼上“羊肠小道”。社会结构是多层次的,商品经济是多层次的,教育为什么非要那么单一,人才的培养又为什么非要那么单一?大庸县(现已改为市)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大门,这正为发展旅游事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他们的想法得到市、州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永红学校的门口又挂起了另一块牌子:大庸市旅游职业中学。

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他们开始设计新的教学结构。旅游概论、服务心理学、旅游历史、旅游地理、职业道德……他们开始和学生同步学习。

既改变现状,又改变自己。在熟悉和承接的同时,开辟新的天地。

有没有比“替换”更好的参与方式

自从“参与”二字列入国际青年年的口号之后,这两个字在青年心目中就有了特殊的地位。

也可能是他们对教育界的现状过分不满,也可能是他们看到了其他领域的改革十分艰难,也可能是他们过急地想建成自己的“教育特区”,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打定主意“我们自己干”。今年集合一批,明年集合一批,参与者成了主力,才有成功的可能。他们曾悄悄地把这种替换称为“接管”。

来湘西之前,上上下下对他们的举动一致赞扬。报上刊登了他们的通信,母校为他们隆重送行,踏上湘西的土地时,迎接他们的又是节日般的欢腾。“大气候”是那么畅快,那么明朗。

安定下来之后,他们才渐渐发现,领导对他们十分客气,老教师对他们话也不多,望子成龙的家长对他们似乎有点失望。“小气候”怎么变得那么拘谨,那么隔膜。

当一种游离感产生的时候,他们才反省到“接管”二字的色彩。为什么别人把他们的到来看成是一种威压?参与的目的难道是为了赶走别人?“大气候”和“小气候”为什么变得这样不谐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