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时装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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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名副其实的服装大国，纺织品在出口创汇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单靠压低价格的策略，长期占领低端市场份额，反而限制了我国时装业的发展环境。长期服装顺差的结果是以时装逆差来归零。于是，建立我国的时装产业链，融入世界时装体系，各国飞速发展的时装来间接提高服装产品的附加值，是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分析别国成功经验，来为我国时装体系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协会 整合产业链买手模式
一、充分发挥协会作用
时装大国之间所存在的一套共用的市场体系，本就十分完备。但是，与其他行业的地方保护主义所不同的是，以时装作为支柱产业的国家，为防止其他国家“后来居上”，往往在本国出台更为严格的规范条例来维护自己的世界领先水准。2001年，法国高级时装公会对法国政府1945年的“高级定制”的官方行业标准颁布了补充：“第一，领薪职工的定义延伸至包括创作过程中的员工；即工作坊和工作室的人员，而非仅仅负责制作的职工（最少须有20名领薪职工的规定维持不变）。第二，每个系列的款式数量由政府规定的50减至25。第三，在正式成为高级时装品牌之前，必须参与最少四季正式的高级时装活动；第四，每个款式的服装件数非常少，而且基本由纯手工完成。”1这种更为严格的制度对各国新晋设计师而言都是是很高的壁垒，也逐渐演变为提升设计师身价的筹码，设计师往往把法国的标准看得更重，此后法国对本国设计师略加偏袒也不会招惹非议，反而吸引各国设计师更愿意去法国发展。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应提高协会成员的准入门槛，使协会成员少而精，通过会员的人际关系开拓推广会员设计师的作品的渠道，使我国的潜在市场显现出来。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还应建立完善的设计师分级制度，将每一个设计师和制作者划分在若干个等级和若干年的专业经历中，使设计师职业导向明朗化，令初出茅庐的设计师有迹可寻，引导他们遵循严格的训练，日积月累出高雅的鉴赏力和缝制绝技，目标是有朝一日胜任更高的级别。
目前，我国服装院校的教学特点是重设计、轻制作，理论和实践泾渭分明，学生直接参与大型设计赛事的机会不多，与产业界很少联系，对学生的职业规划十分模糊。有资料显示，2009年辽宁省各服装院校毕业生有71.42%的人进入了对设计含量要求较低的生产休闲装的私有企业，只有极少数的毕业生进入了时装设计行业。学生甚至到毕业后才能明白，设计师的工作不是纯艺术，而是将一个原始创意消化吸收在产品开发中，让它带来利润和商业上的成功。距1997年12月“名师战略”和“名师工程”已经十四年之久了，只有谢锋、张肇达、吴海燕、马可、祁刚等为数不多的时装设计师的自有品牌收获了市场的认可，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历史传统等原因，更多的时装设计师长期站在世界时装体系之外。还有一大批只会简单抄袭、“扒版”的伪设计师活跃在时装行业。中国时装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很弱，一个原因就是创新型品牌太少，大量廉价的山寨产品走出国门，给中国时装的形象造成很大的伤害。日本时装设计师面临着同样的障碍，却有很多人成功进入了巴黎时尚体系，成为了真正的国际大师。他们的经验就是“经营国际化，设计本土化”。以著名日本设计师三宅一生（Issey Miyake）为例，他在纽约和巴黎举行了会，跃入法国时装体系。此后三宅一生提携新晋日本设计师森津千里在自己工作室工作，与他分享人际脉络关系。纵观法国时装界，他们的设计是另类出挑的，但是管理方式是纯法国本土式的。两个世界级品牌是竞争对手，也是相互提携、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有了成熟的制度以及成名设计师的胸怀与高尚人格，才形成了今天日本高级时装人才梯队的良性循环。我国设计师谢锋、马可已经在巴黎时装界站稳了脚跟，可以预见我国时装设计师队伍融入世界时装体系，已经打开了路径。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目前没有“行业自律规范”和“行业认证许可制度”的管理职能，这与国外的时装（时尚）协会有很大不同。中国设计师协会应尽快制定行业自律规范，是遵守职业道德的、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设计师获得相应的荣誉，那些侵犯著作权的设计师受到特别警告。时装作为极具前瞻性的高雅艺术，它的市场前景并不直观，业界专家对设计师所作的评判有利于维护良好的时装市场竞争秩序，保护设计师创作的积极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是必须的，保护优秀时装设计的荣誉和积极性，会带来时装业良性发展的局面。
二、过渡模式――“快时尚”
我国是最大的服装消费国和出口国，但是时装业的发展迟缓而分散。我国出口到美国的服装是平均单价约4-5美元的地摊货，却没有“倾销”争端，说明在美国市场上，薄利未必多销。从服装大国到时装大国，我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需要攻克的难题，除了继续保持质量过关、努力提高出口服装设计含量外，还应注意相关配套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时装的专业化，是指时装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配合设计、生产，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通常所说的时装主要指设计，但离不开面料、纽扣、拉链、蕾丝、绢纱产业的设计和迅捷的物流业在各个产业间的支持。如果各产业间达不成系统网络，单打独斗的结果就是同质企业以牺牲设计创新的方式来竞相压低成本，最后造成资源浪费。在昔日的“纽扣之乡”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大舜村，时装设计师只能从厂家提供的图样中选择、洽谈订单，遇不到十分契合的款式就要牺牲设计创意来调整适应纽扣，最后不少服装厂家把目光投向了专业纽扣定制。后来大舜村改变了经营策略，以来样加工、小批量定制的方式重新散发出了活力。在拥有成熟时装业的巴黎，该策略是司空见惯的行业规则。面料根据下一季服装的风格提前供应，然后纽扣、蕾丝再根据下一季的面料风格设计出来。时装业是面料业、纽扣业、蕾丝花边业等的先导产业。也只有这样，时装艺术对配饰近乎苛刻的要求才得以实现。我国纽扣、蕾丝的规模产地集中度很高，在成本、规模和供货渠道方面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应该在产业横向联系方面多下工夫。
我国量体裁衣历史悠久，这是在生活资料匮乏的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手工缝制技术经过广泛扩散和代代改良，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因此可在高档零售店配备裁缝师，为顾客现场量体修改，既可发挥我国缝纫人才的优势，又能提高时装顾客满意度。成熟的流水线，有纽扣、蕾丝、配饰生产商，奢侈品消费群体，这些天然成本优势最终在国际市场上表现为价格优势。
如今，世界上的年轻人正消费着一种廉价、迅销的带有流行元素的服装，被称作“快时尚”。我把它看作是服装和时装的一种中间形式。现在我国市场上的时尚品牌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设计师品牌，以“诗阁”、“吉芬”、“例外”为代表，它们是严格意义上的时装，顾客定位较高，如上海茂名路“诗阁”定制曾为美国总统布什定制过衬衫，高级定制品牌“例外”拥有以知名学者、主持人为主的顾客群；另一种以“麦考林”、“ONLY”为代表，以高街品牌Zara为例，被我们成为经销商品牌，没有自己的厂房。具体生产环节是：各大买手奔赴世界各大会采撷时尚元素，到通过网络传送给设计部，设计部根据上一季预定好的面料，迅速设计、补色，将流行元素融会于图样总，提交给长期合作的加工厂家。厂家只按照图样生产出小批量的产品，迅速运送至各个终端卖场。终端卖场配有设计师参与规划摆放和搭配。“缩短前导时间”是经销商品牌的生命。前导时间是指一件衣服由设计到出售的时间。时装周上的流行元素送到顾客手里，用不了一周的时间，顾客几乎每天光顾店铺都能发现新款式，而传统服装公司的自主设计师一年只有两个大季、约500-600个款式。零售店不仅记录销量，还善于分析销售数据，然后反馈回公司，公司再决定对畅销品进行翻单，对滞销款二次研发再销售。翻单有别于追单，在设计图样上做了小小的改动，既扩大了销量又维护了上一批订单产品的独创性。在整个过程中，IT管理软件、全球POS机与总部信息系统联网是必备的物理基础。有时时尚买手也把采购回来的服饰直接贴牌出售。
还有一种制造商品牌，如“希努尔”、“红豆”等，占据着我国市场的主流，它们有自己的服装加工厂，产品耐穿性好，款式中规中矩，如休闲品牌、西装品牌、运动品牌，以大批量生产为主，近年来发展了团体定制业务。
三种形式里，我认为第二种“买手模式”最适应如今的市场环境，最有发展前景。高级定制和高级成衣面向高端顾客群，普及率不能与大众服装相比，时装领域广泛存在着规模效应，“快时尚”融合了高级时装的设计元素和制造商品牌的价格优势，我们可以预见它客观的市场前景。
整个“买手模式”强调一个“快”，它是商品研发管理机制健全的表现。由于每个款式的批量都不大，公司几乎没有什么库存负担。
通过以上的分析，让我们通观整个价值链，可以看出，我国拥有广袤的潜在市场和数量多而分散的行业基础，这是我国的优势；面对“买手制”模式对服饰人才、IT人才和品牌管理人才非常高的要求，我们也看到了我国的劣势。因硬件管理设施落后、生产批量太大造成的货品积压和顾客群流失，主要原因仍是信息不通达，反馈不及时。因此，企业广泛吸收管理人才和IT界人才，服装院校加强软件教学，也是节省中间物流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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