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农民工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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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农村，迎接自己的肯定不会是田园生活式的回归，留在城市，机会未必就会降临。
谁都不能否认，农民工失业潮正结结实实地扑面而来，2600多万农民工在2008年年末大举返乡，和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返乡或许并不是以往的“候鸟式”，而是永久性。2009年的城市已经变得难以把握，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等待他们，之前各种美好的愿望在低迷的未来面前暗淡无光，摇摇欲坠。
不再幸福的农民
我父母前年自动远离市区，搬到了离成都市区约有15公里的一个镇上居住。我父亲当时说，搬到这里，他也就是悠哉的农民了。今年过年时我回家，他已经不再提这句话，和农民打交道多了，他必须承认，真正的农民比他这个冒牌农民过得辛苦。在和菜市农民交谈时，他得知整个镇上90％的土地已经被政府卖给了开发商，农民们整齐地从自家土地上下岗了。工地环绕下，耕地已然不见，这导致了当地的一大奇观：菜市的菜卖得比市区还贵。因为丧失耕地的农民得蹬几个小时的三轮车到市区的菜市买菜，然后再拉回镇里兜售，一来一往之间，蔬菜的身价倍增，菜农的收入却比以前更少。一个农民向我父亲抱怨，镇里的拆迁赔偿是200元／平米，他不知道这点钱能够用来干什么。往年，去市区打工是条出路，但随着经济增长的突然放缓，这条出路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窄。我父亲对这一点感同身受――我家在市区的房子租给了一户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靠开小饭馆为生，过年之前，他找到我父亲退掉了房子，带着一家大小回乡下了。就像《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斯琴高娃一样，他说：混不下去了。
时间倒退3年，农民还沉浸在幸福中，在2006年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农民的幸福感首次超过了城市人，仔细看报告的人会发现，这份幸福感的由来不是因为农民生活水平的一日千里，而是他们对生活更易满足，要求更低――善良弱小的人总是容易幸福。但如果今天再来一次同样的调查，答案可能会走向另一面――自2004年以来中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速超过6％的势头在2009年戛然而止，并猛然逆转，7亿农民集体跌倒在创收路上。
在中国第一劳务输出大省河南，已经有超过800万农民工回流，其中受经济危机影响回流人数占总数的60％。2009年1月8日，全国铁路春运方案出台，把1月11日到2月19日这40天定为春运期，这比往年提前了10天，广州火车站每天发送的旅客量，高达9万到13万人，而其中大部分是返乡的民工。在这样一个冬天，所有人对未来都比往年多了未知和迷茫的时刻。
回到农村，迎接自己的肯定不会是田园生活式的回归，留在城市，机会未必就会降临。这是困惑，更是尴尬：他们早已适应了打工生活，再做农民成了一件生疏的事情，土地也早就通过各种方式流转给他人，想回家也不一定能成行。年轻人当然更倾向留在城市里，他们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里长大，不知稼穑之苦，工作之始便是在钢筋水泥的缝隙中讨生活，过得或许并不如意，却建立了对城市的归属感。回家，还是坚守城市?这不简单是农民工的问题，也并不由他们做主。
就业压力下的隐患
“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口，有劳动能力的人大概占一半，其中有将近2亿人是在城市里工作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两亿中，至少有20％的人失业，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加。”在他看来，这个数字后面隐现的是一个不稳定的农村，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其纯收入的40％，进城务工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财富积累方式，“一旦丧失了40％的收入，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会被拉得更大，很多积淀下来的隐患有可能会爆发。”
这些积淀下的隐患包括城镇化的滞后，以及户籍制度下的教育、社会保障、救济等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现在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43％，按照这个比例计算，中国应该只有7亿多农民，但实际的数字是9亿多。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的城市化又是个矛盾的怪胎，显得很滞后。”胡鞍钢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那些在城市中挥洒汗水的农民工都在纸面上的统计中被视为城市人口，但回归现实，因为一纸户口的缺失，他们又无法享有城市人所拥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农村人口”这一身份带来的生活差异始终挥之不去。“失业潮之所以引起忧虑，正是因为他们一旦失业就一无所有。城市化不平衡的后果会在2009年显现出来。”
农民未必清楚自己在改变城市，却绝对期望能在城市中改变自身命运，但其中的难度比他们想象的更大。中国农业部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认为，很多政策的偏差成为农民无法融入城市的天堑。“城市住房制度是让农民融入城市的一个必要条件，农民买不起商品房，而城市的决策者又没有为他们供应足够的廉租房。另外，很多城市在招工方面，优先考虑本市下岗居民的再就业，这种做法也值得商榷。最大的落差在社保上，农民工应该和城市居民一样，被纳入一个统一的体系里。而现实是，社保要由城市的用人单位购买，但农民工也是农村的农民，两个体系间就会发生矛盾，没有一方认为自己应该为他买社保。一直以来，我们的政策就在亏欠农民。”
农民才能成就城市化
“1958年以后，中国对待农民曾经有过一个‘红灯阶段’，农民不能进入城市。1984年以后，政策放宽了一点，农民可以进城，但必须自带干粮。2000年以后，由于城乡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政府的调控手段阻挡不了市场力量，农民终于大规模进城了。”胡鞍钢认为，事实证明，中国城市化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是被农民在不经意间推动的，这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样本是深圳。
过去20多年间，深圳GDP的平均年增幅接近30％，成为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的全国第四大经济体，从1987年开始，深圳就是一个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有一个很夸张的数据，深圳在1987年的户籍人口是53万，而农民工数量超过了60万，比户籍人口还要多。在那个时候，这是很不可思议的现象。”但另一个严酷的事实是，直到2000年，农民要想通过正规途径进入深圳仍旧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需要有劳动许可证和暂住证，在老家，他们也需要各级政府出具的证明，“在村里盖个章需要50元，乡里盖个章，又需要50元，办一张边防证，需要100元。在深圳逗留的各种手续费，每年大概要400元”。这些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人，从一开始就被以外来者的身份对待，他们造就城市，但得到的回报未必有付出的多。
因为农民工的大量涌入，深圳成为中国最早实现城市化的地区，与之相邻的东莞也因为农民工的前赴后继而名声大噪。“中国的改革是由基层发展起来的，经济形态也是，它们能发展的原因就是农民工。在房地产业，80％的人是农民工，在服务业，50％的人是农民工。”胡鞍钢说。
在宋洪远看来，农民工问题之所以在2009年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日后的方向和模式。“农民工转移的数量和速度，直接影响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经济危机在城市中表现得更明显，但真正能改变局面的是农民，只有他们能推动城市向前走。”那么，农民在2009年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宋洪远认为，拉动内需的4万亿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4万亿可能还远远不够，这笔钱不需要过多用在大型基建项目上，它应该用来救农民。”
只有农民保持着文化的基础
张承志
今天中国的农民思考某些问题是不现实的。日本的农民可能比中国的阶段靠前一些。
中国的农民考虑的是孩子怎么出去打工，在北京打工，管吃管住的话，一年下来孩子能够挣多少钱。家里怎么能够依靠孩子打工挣的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今天中国的农民思考某些问题是不现实的。中国的农民和日本的农民心里都很善良，希望大家和气、不要干坏事，团结。日本的农民可能比中国的阶段靠前一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前途的话，知识分子没有前途是主要的原因。
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善于用自己的形式保持文化中最基础的东西。但是，日本农民把自我看得非常小，把义气、礼节、国家的利益看得很大，让自己绝对地服从于日本文化。日本农民在一起，老头老太太在门口跪着，一进门，两个头俯在地上，说欢迎来到我们家里。这可能是一种礼仪，但是这是他文化的基础。在中国也是一样，我现在在北京呆三四个月，就要窒息了。但是从西安往西在农村一走，心情立刻变得开朗，因为毕竟朴实、纯洁的东西和大自然的结合在一起。包括农民的欲望和不好的地方都带着原始的意味充满过来，给你一种丰满的感觉。在中国还就是农民保持着文化的基础。
(采访／胡赳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