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锦屏:因为向往大海,乡思酿成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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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乡愁与我相亲”

她姓秦，生长于三秦大地。

秦锦屏，70后作家。定居南粤十余载，乡思萦怀，作品一派“秦韵秦腔”。

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徘徊在“母体”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有时会迷失自我，又不断地寻找自我。身为其中的一分子，秦锦屏切身体验到这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作家的敏感，使得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浓烈的游子心态和怀乡情绪，于是，她在大海与黄土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文学高地”，她把对故土的虔诚崇拜，隆重而深刻地烙印在自己的文字和心里。

乡思不是愁绪，乡土、乡情可以酿成一壶醇酒，不用细品就会陶醉。由泥土散发出来的温馨，就像埋在地下的陈年佳酿，越久越醇，越久越香。秦锦屏的中篇小说处女作《人人都说我和哥哥有》荣获“新世纪第三届《北京文学》奖”新人新作奖，评委如此评语：“作者用清丽的、如山泉流淌、如绛云舒卷的文笔，抒写了一曲现代版的秦地黄土高原上的浪漫情歌。信天游的对歌，不仅是写女主人公传递心声的媒介，而且传递出作者挥之不去的浓浓的乡情和乡思。美丽的爱情故事，美丽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也都写得很美，读来令人击节，促人向善，把读者提升到美的境界。最主要的是写出了人物的灵魂之美。作者是诗人，语境晶莹、通透，写得细腻、轻盈，此小说虽是初涉，却在其诗境的延长线上，是新领域的开拓与成功。”

她曾经说过：“那遍地的乡愁，是我生命里无法剔除的胎记，我总想将这些隐形的胎记找一个可以宣泄的决口，于是文学就自然而然来到我的生命中，与我相亲。”

感动于自己的每一个作品之中

记：你是什么时候南下的？干过什么工作？

秦：九十年代中期，我怀揣梦想，像当年向往革命圣地延安的热血青年一样，投奔到火热的南国边走边唱，曾先后在民营企业担任过QC、文员，在街道办事处文化站担任过杂志执行主编、兼创作员，后来又曾到学校供职，也主管过社区文化，编过企业简报。2003年8月底，参加“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局面向全国招聘业务专干”的专题考试，经笔试面试考核，后被录取为福田区文化馆专职文学兼戏剧创作员，2007年被政府以“特殊人才”正式调入，2008年获政府“首届杰出人才奖”。

记：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当时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秦：真正意义上开始文学创作，应该算1991年秋天，我的一首小诗《理解》在报纸上发表。创作目的，一是出于对文学的向往和热爱，二是渴望倾诉。文学让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无拘无束地“说话”，让我找到一片没有疆界阔大神奇的土地。

记：写作的人，往往对自己的处女作记忆特别深刻。你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当时它对你意味着什么？

秦：刚才谈到，第一个作品是一首小诗《理解》，看到的人比较少，只是自己和几个文友一起欢欣了好久。而第一篇散文《凤姐》在深圳广播电台一档节目中播出后，收到了很多很多听众来信——90年信就像今天人们依赖手机一样，那时广播受欢迎的程度如同今天人们欣赏电视、迷恋网络一样，有读者问我“凤姐”是否确有其人？有的关心她以后的命运；有的跟我探讨打工的意义，人生的方向，有的跟我探讨写作……我想，之所以会这样被关注，是因为“凤姐”确有其人，她是我的工友，她的生活处境牵动了所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通过这篇文章，我感觉到“外面的世界很大”，作家的笔触往往只是一点点。而，写最熟悉的事，是作家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只有“懂得”，才能“慈悲”。

记：好作品能感动读者，也能感动自己。在你的作品中，感动过自己的是哪几部？

秦：实话实说，我感动于每一个作品中，因为我每一次创作都很投入。笔下的人物会在我脑海里横奔竖走……我珍爱他们就像爱自己的孩子。我曾经调皮地回答过一次记者的提问。记者问“哪一个是您最满意的作品？我答：这个问题相当于问一个木讷的妈妈最喜欢哪一个孩子？妈妈只能皱着眉头说：唉，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呵呵。

“打工”是胎记，书写一次次灵魂还乡

记：你的主要作品是乡土文学，在南粤的工作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你现在的作品与打工群体还有关联吗？打工二字，在你的心目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秦：任何人都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打工”是皮肤上的胎记，去不掉的。我曾说，不断地书写故乡，那是我一次次灵魂还乡。那么，南粤的工作经历给我造成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那就是——剪不断的乡愁。

我的一些诗歌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也有触及打工群体或者个体，只不过是表现的角度不同罢了。比如短篇《乡村恰恰恰》，中篇《棋子》，诗歌《农民工》、诗集《落在睫毛上的雪》等，都有触及到打工一族。这是不可能从我生活中剥离出去的一段经历。终老一生，我都是一个靠劳动吃饭，为生活打工的打工者，只不过是变换了东家而已。“打工”的滋味就是生活的滋味，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就是生命存在的位置。

记：生活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大都市，却把笔触对准了黄土地上的乡村、乡情、乡思，反差如此强烈，你如何把两者对接起来？

秦：这个问题我喜欢。如一个散步在河岸的人，向往着彼岸的风景，距离产生美。所以，无论我在生活的左岸还是右岸，我都抑制不住地想到“彼岸”去，而沉重的肉身让我只能在一席之地上驻足，于是灵魂便成了一弯彩虹，情牵两岸，歌飞九天。如果说是地域的对比，倒不如说是黄土文化与海洋文化撞击后的中和与变奏，恰如灵魂出没在“黑白间”。是的，我无拘无束的灵魂总会唱起那首老歌，因为“根”埋在那里，而“身在此山中”。联系两者的是“心”，是“情”，是美妙的“通感”。

打工文学本是多元文学的一个单细胞

记：从写诗，到歌词、短剧、戏剧小品，你无不涉猎，写作领域如此之广，会否分散你的专注力，从而影响创作？

秦：我必须诚实地回答您，庞杂的书写，肯定会分散我的专注力，当然也会影响我“直线”深入创作。我常常不得不无奈地放下“这个”，拾起“那个”。我在文化馆工作，职务是“文学兼戏剧”专职创作员。也就是说，您刚所罗列的都是我的工作范畴，统统属于文学。好在，我尚不讨厌它们，倒也乐于“经营”。每当各种“任务”一起袭来的时候，我确实会感到“频道”密集，脑图像频闪太快，有“缺氧”之感。但是，必须得调整自己，让自己更适应工作，对得起岗位。在这样的文体交叉进行中，感觉自己像一个不停换运动服、换跑道的运动员，一次次挑战着体力、耐力的极限。运动员必须忠于职守，直到在自己的跑道上“倒下”，就像战士的归宿在沙场一样。

记：你对打工文学的过去与现在十分熟悉，你怎样看待打工文学的未来？今天，在整个文化领域文学的影响力大不如前，而打工文学应该如何求变，如何与时俱进？

秦：我不敢说对打工文学的过去、现在十分熟悉，但我一直生活在这个诞生了打工文学的城市里，“见证”了它的成长、开花。只要当下格局不变，打工就永远存在，相应的，打工文学也必然存在。好多年前，就有人担心“打工文学已死”，甚至有人说“文学已死”，我个人觉得，不可能。文学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只要有人在，文学就不会死。打工文学本来就是整个多元文学阵营中的一个单细胞。文学的影响力不如以前，这与社会变革、社会多元化发展有关系，文学本身就应该是小众的，现在恰恰是它回归本位了。假如天天都是“文学嘉年华”，全民狂热地追文学，那么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肯定出现问题了。

打工文学，包括所有的文学门类，无论何时都要“求变”，这个求变不是说去一味地迎合大众，而是在技术、技巧、文学本质上去下功夫，尽可能让文学丰富、多元，与时俱进，而不是为了迎合某方面的某种“需要”，更不是动辄将自己的“残肢”揭开，晃动着“乞讨”的碗。现在社会上不缺少为了经济利益或为了吸引眼球去讨好读者的投机作品，缺的是保持文学应有的庄重、优雅、具有普世价值的好作品。从来都是说话容易，做事难，为此，咱们每一个文学青年都要努力！尤其是我，更要带头努力！

作家最应该坚守的首先是“良知”

记：中国今天的打工环境、人文环境、劳动者知识结构、文化生态，与10年多前打工文学鼎盛时期区别很大。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新打工文学”。你怎样理解“新打工文学”与打工文学的区别？

秦：“新打工文学”无外乎又是一个概念罢了。制造或催生“概念”的人，是为了与前者进行区分或者为今后的著述“立言”。而作为写作者来说，不要被这些概念限制了，想写就写，写感动自己触及了自己内心的作品就好了，千万别成了概念的“祭品”。有句话叫“功过自有人评说”，用在写作时也是对的。但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时代变化了，人们视野开拓了，知识丰富了，作家的认知也要“丰满”起来，否则也会被历史的洪流淘汰。

记：这么多年下来，你有否碰到过创作的窠臼？如何克服？你认为作家最应该坚守什么？是创作的热情？独立的人格？生活的体验？还是其他。

秦：创作时，很怕这个问题。但有时候会认真地分析一下，也许不是窠臼，恰恰是个人“风格”呢？关键是，如何在外人看似“雷同”的布料上，绣出独具生命特色的花朵。就像写“亲情、友情、爱情”，不能说这个题写过了，再写就“入套”了。恰恰不是这样，人类的母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是看“怎么写”。也就是说，在创作时注意思考“写什么”和“怎么写”，就能克服“窠臼”问题。我以为，作家最应该坚守的首先是“良知”，必须给人类真假、美丑、善恶的启蒙与辨析，其次才是其他。

写作的热情是必不可少的，独立的人格能使自己的作品不被淹没。生活的体验如果没有，作品的细节、生命力就会缺失。但是，好作品的标准不是唯一的，社会如此繁华，文学应该是万花筒，但无论何时，文本价值永远第一，其他诸如社会价值、审美价值、哲学思考等不必面面俱到，有其一足矣。

您的提问很有特点，也很细致全面。但我的回答仅仅是我个人一己观点，不可作为误导众人的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