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逐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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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台湾文化场域，朱天心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了“外省第二代”，“眷村后代”等符号标签，这固然与她自身的族群身份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于朱天心在其创作中不断描写的个体生命与历史的交叠，以及对于自我存在与自我的执着探索与坚持，不仅表达了追求自由的立场，同时也对本土主义排斥异己的“他者化”政策提出了批判。作者对于眷村的眷恋与追溯，屡次被评论者冠上“不认同台湾”的罪名，也成为不肯放弃外省特权，不肯认同成为台湾人的证据，而评论者对朱天心的大加挞伐，不仅反映了台湾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干涉，也激发了作者更富政治意涵的策略性写作。如果说朱天心早期的作品对于生活与记忆的描写是出于少女情怀的浪漫怀旧的话，那么自《我记得……》始，个人记忆就成为作者介入台湾历史诠释场域的重要媒介，成为作者展现自身台湾经验的重要方式，此一写作倾向，在她的小说《古都》中更是显而易见，作者在小说中犹如考古者般细数每个建筑与植物的过去，将个体生命记忆与台湾的悠久历史相连接，跨越时间及空间，建构了一则历史与记忆的寓言。

一、记忆与遗忘――集体记忆的竞逐

记忆一直是朱天心的创作主题之一，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中，朱天心通过召唤眷村族群的驳杂记忆来对眷村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进行重新书写，以琐碎但是真实的记忆来对抗大历史的叙述；《匈牙利之水》中，两个中年男子通过嗅觉来回忆往事，感官记忆的开启也成为他们从机械文明的麻木状态中解脱出来的钥匙，感官的恢复，意味着恢复古典时代对于人的重视和美感需求的满足，从而恢复人对于历史的感受与记忆；《拉曼查志士》中，主人公化身为一个忧心死后记忆被篡改的老灵魂，开始积极地为死亡的来临做准备，意图反抗时间的威胁。时空断裂的焦虑在朱天心文中随处可见。在《我的朋友阿里萨》里，朱天心借“我”之口，表达了对于时间断裂的焦虑。

可见，在快速流变的现代社会，虽然记忆的遗忘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甚至某些“新人类”是要抛弃旧的记忆才能建构新的记忆，但是对于朱天心这个“老灵魂”来说，记忆的丧失意味着历史的断裂，意味着个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的丧失，意味着个体被他者化、边缘化。因此，通过召回记忆来进入历史，并发掘其中隐含的丰富的集体记忆，提出不同于本土论述的个人化对应思考，从而建构起新的历史记忆，这就是朱天心历史书写的重要意义。

朱天心的小说《古都》，即是作者对于台湾记忆与历史的一次深入梳理，在书中，作者化身为一个漫游者，在日本京都和台北街头之间穿梭游历，以一个略带伤感的中年女性知识分子的视角，来审视台湾都市的变化。通过两个古都的空间对比，以及台湾都市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对比，朱天心描写了一个高度国际化、商业化但是又毫无历史和记忆可供寄托的城市。同时，通过一系列的今昔对比指出空间中集体记忆的流变，展现了台湾解严后的政治权力场域的变迁，对社会文化空间的改写，指出这些被刻意遗忘和排斥的历史记忆背后，隐藏着台湾内部自我与他者的撕裂与冲突，看似平滑的历史进程背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缝隙和断裂，而台湾一直渲染的悲情，将历史的悲剧指向外来的政治力量，却忽视了内部的暴力，朱天心在面对解严后新的压迫，指出了这种现状。政治对历史记忆的绞杀，使自我分裂成无数个我，而人们“记忆了什么”、“排斥了什么”，都是这些集体记忆竞逐的结果。

A1do rossi说：“城市本身就是市民们的集体记忆，而且城市和记忆一样，与物体和场所相联系。城市是集体记忆的场所。”但是在现代台湾社会，人们的“记忆”在公共空间的快速取代中不得不被迫失忆，这种历史与过往记忆的失忆症候，不仅会造成深沉的忧郁和失落，更会使人失去自我认同和定位的归属。同样，在《古都》中，我们看到了“平直美丽的”明治桥被拆毁；“你”童年玩耍的山坡被公寓吞噬；百年茄冬因为开路理由一夕不见；于是“除了平日不得不的生活动线之外，你变得不愿意乱跑，害怕发现类似整排百年茄冬不见的事，害怕发现一年到头住满了麻雀和绿绣眼的三十尺高的老械树一夕不见，……你再也不愿意走过那些陌生的街巷道，如此，你能走的路愈来愈少了。”随着那些永恒性的、记忆的、保存性的景物和空间的消逝，“你”也渐渐发现自己成为这个城市的陌生人，“一个不管以何为名(通常是繁荣进步偶或间以希望快乐)不打算保存人们生活痕迹的地方，不就等于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陌生的城市，何须特别叫人珍视、爱惜、维护、认同……?”

二、从《古都》到古都――他乡与故乡的认同辩证

《古都》的论述中展现了一系列的对立，对应关系：大陆，台湾，台北，京都，过去，现在，外省人／本省人，我／A，这些在意识形态厂欲望层次操作的逻辑结构形成了独特的镜像二元论，构成内容和形式的分裂、现实与记忆的矛盾的二元对立结构，形成主体与客体间不断反复的多重对话，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反映了作者认同的焦虑与彷徨，也反映了台湾解严后“外省族裔之记忆”在记忆板块运动中成为“他者历史”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作者对于日本京都的微妙情愫，叙述者与好友A多年未见，却相约在日本的京都相聚，于是“你”只身前往京都，在这个异国古都的大街小巷中开始另一段历史之旅。相对于“你”在台湾的生活痕迹屡遭破坏，京都却始终保留着“你”点点滴滴的回忆，这里不仅有熟悉的景物勾起“你”许多温馨的记忆：洛匠庭院里的鲤鱼池，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雕像旁边的大垂樱，嵯峨口对面的和纸店，二尊院到清凉寺的横巷，同时还有熟悉的气味和食物，令“你”眷恋不已，这些历久弥新的景物让叙述者觉得从未离开过，最重要的是，在“你”看来，相对于台湾排斥异己的狭隘，日本却是一个“不必登岸，不必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0的地方，即便是“你”在咖啡馆里教女儿功课，你们不同的语言也没引起同桌人的注意。这与动不动就因为不同的语言和族群身份就要求你们要走快走的岛内同胞。是多么的不同啊。

因此相对于台北给叙述者带来的陌生感，京都虽然是他乡，但是叙述者却视其为精神上真正的故乡，这利，恒长感赋予了叙述者归属感，文中，叙述者问自己：“在死之前，若还有一点点时间，你还可以选择去哪里?就像很多人急着无论如何要离开医院而回到他熟悉之地通常是所谓的家，你，会选择这里吧。因为唯有在你曾经留下点点滴滴生活痕迹的地方，所有与你有关的都在着，那么你的即将不在的意义，不就被稀释掉了吗?”可是“为什么不是选择你出生、成长、生育子女并初老的城市呢?……大概，那个城市所有你曾熟悉、有记忆的东西都已先你而死了。”此番自问自答道出了作者内心的苦涩与无奈，并非作者不认同台湾，而是台湾飞速变化的现实已经变异到让“你”深感无回忆可依凭了。正由于京都在

“你”眼中所呈现的永恒不变性，使得你的过往记忆能够随着此地的各种附着物、媒介物而存留下来，且京都这些外在环境的“长存恒在”，又足以稀释掉“你”一旦离去身亡的消逝感。但是京都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因此，叙述者就处于这样吊诡的后现代困境当中，成为一个无可皈依的异乡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细究京都与台北在文本中的关联性，其实并不只是表面上家乡／异乡的对应与错置关系，其间还交织着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关系，使得这种镜像对应就有了更加深层的意味，不仅指涉台湾殖民历史中不可避免的错综复杂特质，也同样在被殖民者的想象空间中留下运作的痕迹。而叙述者通过“凝视”殖民者的地理空间来回忆作为殖民地的故乡的历史，甚至在回到台湾后，扮演起殖民者的角色，手执殖民地地图来考察台湾的历史，象征着在不断的历史断裂之后，台湾的自我闭锁的倾向已经充满了异质的内在暴力，人已经失去了精神归属，而成为碎片化的个体，而只有仔细探究“主体”与“他者”的对话协商，耙梳过程中的承认或误认，才能够逼近对特定认同的认识。

叙述者对于京都的眷恋，同样也隐藏着其对于故乡的想象与渴望。正因为意识到京都与台北的相似处，故而作者把它当作理想台北的投射。当“你”和女儿行经白川时，“你告诉女儿，江南就是这个样子”。当叙述者在京都踽踽独行，走到三年土反的圣护院总铺吃拉面与和饼抹茶便联想起淡水英专路口的石花冰绿豆汤；京都的三条通木屋町通先斗町等错综复杂的町路让她想起生长的城市中那些曾经让她爱不释手难以抉择的老街；高濑川畔的杨柳更让叙述者想起台北的王留公圳。朱天心以另一种文明的形式，来想象、对应台湾的历史发展，犹如拉康镜像理论的认知结构，必须要认知到镜像中的“他者”，才能完整自身的美好，而认识到真正的历史。这种城市的对应关系同样出现在主体的认知上，“你”与A的关系贯穿着整部小说，A在小说中虽然始终没有出场，却在叙述者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A不仅是叙述者的闺中密友，两人共同度过的美好的青春时光也是叙述者生命构成的重要部分，她犹如叙述者被凝固的、被封存的青春影像，因此当叙述者前往京都赴约时，内心既充满了久别重逢的期盼，又担心见面会破坏彼此美好的记忆。但是A的失约，叙述者独自离开京都，暗示着她试图疗治记忆断裂的努力再次失败，如同骆以军所说：“我与A这两个角色像换装嘉年华般贯穿了全书五个关于记忆的故事，他(她)们互相悬宕、惦念、猜忌、互相扮演对方的镜像，对方对他者的断裂想象。”都隐喻着主体认同分裂与矛盾的后现代处境。而京都与台北之间犹如我与A，谱写着相似却又不同的历史轨迹，经历多重殖民的台湾，犹如“无主之地，无缘之岛”，丧失了历史性和神性，在某种程度上，作者是将京都作为一个理想的桃花源来与台北相对应，但是朱天心汲汲于理想桃花源的找寻，却发现寻找的虚妄，犹如拉康所言，他者作为自我的认定，“以一种再现和想象的方式，来发现自身投射出来的虚构，透过镜映中的影像他者来设定主体的认同。也就是藉由理想的我，来发展自我作为一个他者。”在异乡追逐桃花源，无非是更加衬托出作者异质性的边缘状态罢了。

三、放逐与认同――自我的他者化

这种异质性一直延续到叙述者回到台北，“你”赴京都寻友不遇，从日本返回台北，却被误认为日本游客，于是你将错就错，手执一份台湾的殖民地地图，重游台湾的各个景点。“周英雄认为朱天心是以‘易位叙述’手法，将自己异化，摆在‘他者’的位置上，透过异化的眼光来掌握当下的现实细节。易位的策略使我们得以跳脱窠臼，用崭新的眼光来对现状加以反思。”当“你”转换位置，以他者的角度重新阅读台北，将从前走过的地方，以殖民时代的地名一一重新指认：圆山大饭店的旧址是台湾神社、“总统府”是台湾总督官邸、台大医院原是帝大附属病院、万国戏院是纯日式的演剧院“昭日座”――有如把原本熟悉的事物以一种不熟悉的方式重组，从而达到陌生化的效果。犹如列菲伏尔所说：“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政治性的，空间乃是各种利益奋然角逐的产物。它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而言，空间永远是具体化的，时间性的，历史的。”叙述者通过都市空间的漫游，呈现出台北这个都市文本所隐含的历史性与意识形态性符号，都市中的建筑、景观，乃至于植物都透露出与历史中不同阶段的联系。这些空间以隐晦的、民间的、私人的面目出现，却指向了厚重的政治历史意义。犹如殖民地地图上指向的空间名词。被抽离其原本的空间文化脉络，成为空洞的能指，其中隐含着历史的变迁和权力的操弄，更是指涉台湾殖民历史中不可避免的错综复杂特质。作者将之与现有的空间进行对照，凸显出其中的断裂。

叙述者在台湾的漫游，虽然深入历史的内部，却始终无法缝合其中的断裂，虽然一直在举证历历，却始终得不到回应，而其“异国人”的身份变异，也象征着她的“他者”身份始终无法真正在台湾的历史叙述中找到认同，观察者的欲望焦点就摆在“过去”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并转化成为历史上所产生的“自我”与“他者”的辩证。通过历史的重写、地图的重画，召唤“我们”进入想象的“集体图像”，不再自我设限与边陲，而在翻出过去片段历史处于中心位置的“光荣”基础上，重建中心的自我定位，这就是想象的精神分析地图。

在丢失殖民地地图之后，叙述者开始寻找记忆中的桃花源，但是在卸除观光客的伪装之后，她依然遭到同胞充满敌意的审视。作者引用了《桃花源记》的片段，但每一次的引用都是对原意的解构，也是对现实的反向书写，“江上并无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远处可闻鸡犬，但是这是哪里?……你便偏离岸边向有桑竹处走去，因为害怕会见到浮尸。”“但你确与树下男女不同语言，怕被认出，便蹒跚前行……你果然听到身后不远有男女向你发言声，你不理……不理他们是因为可能便要还家，设酒杀人作食。”原典中祥和安宁的情境在《古都》中却俨然成了梦魇，叙述者最终仍未能摆脱地理空间的限制，徘徊江畔、找不到出路。

而台湾解严后，外省族群在“本土化”的意识发展浪潮下，往往背负着“不认同台湾”的原罪。随着外省第一代的逐渐凋零，第二代在台湾“土生土长”的省外族群，更背负着莫铝的原罪。由于外省族群的外来移民身份，加上历史因素发展而形成的“外省人”符号，使得自符号的命名开始，外省族群就有着被“污名化”的危机感。外省族群往往在历史书写中被他者化：在家乡“动不动老有人要检查你们爱不爱这里，甚至要你们不喜欢这里的就要走怏走……要走快走，或滚回哪哪哪，仿佛你们大有地方可去，大有地方可住，只是死皮赖脸不去似的。”，面对如此的质疑与排拒，作者借历史上政敌互相理解与宽容的事例，来批评台湾本土主义者狭隘的族群政策，动辄以族群身份来割裂认同，划定自我与他者的隔阂。而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中也以多种弱势族群与主流间的关系，隐喻外省族群的畸零处境，一如王德威所言，“这些被主流历史排斥的人物，是在从自己的不堪(入流)上，认知自己的身份，而这身份每每使他们无所适从。”因此朱天心大声疾呼，我们“不是不认同，而是不被认同”。“与其说朱天心抗拒主流论述同化是一种自我放逐，不如说她是有意凸显自己外省族群身分在台湾本土论述中的边缘位置，让自己游走在核心论述之外，保持观看的距离与流动的空间。……透过文本空间中的多重互文对文化和历史的改写，让想象空间得以延伸他处，以另一种形式突破身体所受的局限。多重互文、多重空间是朱天心书写个人定位的策略，是她介入台湾文化认同论述、与评论者展开对话的基础，更透露了她对于本土沦述朝包容多元声音的方向发展的期待。”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