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羽扇豆上的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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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乡在威斯康星州中部，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地质时代却仍保留着冰川时代的许多残迹的地区，因为多沙，俗称沙乡。在这里，除了沼泽、湖泊和丛林，就是草原、沙地和丘陵。它没有令人仰望、叹为观止的高山峻岭，也没有可供冒险、让人奋进的急流险滩；它的湖泊平静如镜，它的沼泽难以涉入，它的沙地不适于种植。因此，它既难以吸引旅游者。也难以吸引靠谷物发迹的农民。大约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平和与安详。

“沙乡是贫瘠的。”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年）说。即便如此，1935年，这位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仍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沙乡一个废弃的农场和一个原本是鸡舍的破旧的木屋。不过，利奥波德购买这块土地并不只是要躲避城市的喧嚣。他的初衷本是为了有一个打猎的营地，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在这里进行生态完整性的探索才是他真正的愿望。他极力想搞明白，为什么疲惫的沙乡农民纷纷迁往别处，甚至联邦土地银行提供特别优惠的贷款利率也挽留不住他们。自此，直到1948年，利奥波德和他的家人几乎每个假期和周末都要来这里度过。他们种树，观察，做物候记录，读书……或者，就如他自己所说，是“试图用铲子和斧子去重建我们在其他地方正在失去的那些东西”。

在沙乡度过的日日夜夜都是令人难忘的。利奥波德发现。这片貌似荒凉和贫瘠的土地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共同体，是一幅不停滚动的绚丽多彩的生命画卷。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不论大小，不分贵贱，全都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共同推动着共同体的运转。他甚至怀疑，沙乡是否真的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是贫瘠的。他说：

“有时在六月份，当我看见挂在每一株白羽扇豆的露珠所给予的分外恩惠时，我就怀疑，沙乡是否真是贫困的。在一个获取利润的农场的土地上，是连白羽扇豆也长不出来的，更不用提什么搜集那每天都会有的五彩缤纷的露珠了。他们一长出来，清除杂草的官员们——他们是很少看到带着露珠的黎明的，就会毫不迟疑地坚持，必须把它们清除掉。那么，经济学家们是否知道白羽扇豆呢？”

利奥波德逐渐悟到，一片土地的富饶或贫瘠，并不是单由其经济的可行性所确定的。正是在这里，通过观察和思考，利奥波德对生命与死亡，发展与停滞中的种种不可测的因素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也正是在这里，在和土地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利奥波德形成了一种高尚的对待土地的谦恭态度。

1948年4月的一个周末，利奥波德和妻子及最小的女儿又来到木屋。不幸，两天后，利奥波德在救火的途中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一年后，一本小书问世了，书名取作《沙乡年鉴》。

《沙乡年鉴》是利奥波德思考的结晶，也是他的精神再现。实际上，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对沙乡的描述，它还包括其他两个部分：一组对过去40年里自己遍布北美的经历的随笔和四篇从理论角度来总结自己观点的文章。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利奥波德通过自己毕生对土地的认识，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哲学概念——土地伦理。他认为，土地并不只是土壤，它是一个包括气候、水、植物和动物的共同体，人则是“这个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和公民”。这便是土地伦理观，“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的尊敬”。

利奥波德的这个将人和土地看做一个整体的论点，虽与西方传统的“万物为我，我为上帝”的天人相分观有悖，却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尤其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的“人与天地一物也”的论点相合。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中国古代精英们修身养性的最高追求，它并不涉及任何自然的各种物种的关系。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则不仅是一种伦理学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通过实践得来的生态学上的科学结论。

利奥波德曾说，他的土地伦理观只是生活旅程的一个最终成果。在《沙乡年鉴》中，利奥波德曾记述了这个旅途中的一些插曲。其中，最动人心弦的是他在《像山那样思考》中的那段描述：

“峭壁下面，一条湍急的河蜿蜒而过。我们看见一只雌鹿——当时我们是这样认为——正在涉过这条激流……我们错了：这是一只狼，另外还有六只显然正在发育的小狼也从柳树丛中跑了出来……”

早年的利奥波德是一个坚定的功利主义资源保护主义者，对把资源分为“有用”和“无用”，“有利”和“无利”的保护主义原则确信不疑。那时，他认为，狼越少，鹿就越多，因此，没有狼的世界，就是猎人的天堂。他写道：“在一秒钟之内，我们就把枪弹上了膛，而且兴奋的程度高于准确……那只狼已经倒了下来。”当他们到达那只老狼身边时，看见它眼中闪烁的令人战栗的“绿光”。“这时，我察觉到，而且以后一直是这样想，在这双眼睛里，有某种对我来说是新的东西，是某种只有它和这座山才了解的东西。”自那以后，他亲眼看到一个州接一个州地消灭了所有的狼。也看见失去了狼的山被过多的鹿拖疲惫的状态。而最终，则是大批失去天敌的饥饿的鹿的死亡。那个原本紧扣的狼-鹿-森林的食物链被人破坏了。

利奥波德深切地感到，人为的变化，与生态学上的变化相比，是一种不同序列的变化，其具有的影响要比意愿中的，或意料中的广阔得多。因此，在自然面前，人类必须小心谨慎，谦卑有礼，因为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破坏它的生态完整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他告诫道，只有“当一种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他呼吁人们以新的意识对待土地，不再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自然面前。这是一种深刻的生态学意识，也是一个新时代的预言。

正如利奥波德研究专家苏珊·福莱德教授所言，利奥波德的文章并不是乞求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答辩书，也不是通过渲染人们对生存危机的恐惧而宣扬世界末日的小册子。“他力图在阐释土地功能的基础上去强化人们对土地的了解，以激发人们对土地共同体的热爱和尊敬。他相信通过了解和热爱，就会产生一种在行为上的道德感，从而有助于维护或恢复这个共同体健全的功能。”

但是，在1949年，利奥波德的这本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战后的美国正沉浸在富裕和安适之中，各种新科技的出现更增添了人的自豪感。直到1960年代，雷彻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敲起环境危机的警钟时，人们才开始反省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也只在这时，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才得到了响应。利奥波德成了美国新环境运动的“无形的领导者”。

如今，僻静的沙乡也名声在外了。越来越多的访问者涌向这里，直奔沙乡，只是为了看一看利奥波德住过的那座简陋的，孤独地隐藏在丛林中的小木屋。因为长年的风吹日晒，木屋的未经油漆的木板已经变成了深褐色。木屋前的空地上还保留着一个手压的水泵，一张粗糙的大木桌和几条很宽的长木凳，旁边是一个用两根树杈支起来的野炊架子，横搭在上面的粗木棍上挂着一个被烟熏得漆黑的铁皮水壶。它们是利奥波德生态实践的见证者。

眼前，似乎有露珠在闪烁，——那是沙乡的特产，清凉而透明。在雾霾和沙尘的笼罩中，那露珠又像是盏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