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速转轨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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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为了占有更多的国际市场而急于成长，一定要脚踏实地。

分析目前宏观经济形势，中国现阶段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从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变化来看，危机使外需拉动的因素大幅度下降，但内需并没有填补外需的缺口，反而出现消费拉动乏力、投资驱动进一步上扬。在外需总量下滑的同时，结构也有所恶化。加工贸易顺差的持续攀升以及一般贸易顺差的快速逆转说明中国贸易顺差将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结构调整中步入“快速衰竭期”，中国将迎来“无贸易顺差”的时代，中国未来结构调整和宏观管理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从供给结构来看，结构调整和全球危机冲击并没有改变三大产业对GDP的贡献和所占比重，产业结构反而重返危机前的轨道，在重工业比重提高的同时，第二产业占比重新反弹，中西部的崛起加剧中国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和“工业推动”的色彩，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刚性。其中最为深层次的结构刚性反映在中国就业结构与增长结构之间不对称的关系之上，不同部门的巨大的就业弹性导致中国出现“无就业的增长”与“高失业的萧条”的交替，从而导致中国任何速度的调整和结构的调整都面临这种不对称关系的强烈约束。

“经济泡沫”+“金融管制”+“监管套利”不仅导致中国经济融资结构发生变异，更为主要的是改变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盈利模式，并且由于收益倒置加剧了中国宏观资源的错配，金融秩序的治理成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调整的核心。

由此得出结论，第一，“降速”没有“转轨”。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景气的下滑，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从“投资与出口两轮驱动模式”变为“投资单轮驱动模式”。

第二，中国结构刚性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国刺激计划”、“中国重化工业中西部纵深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有所恶化。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收益结构反转将使中国结构性问题更为复杂。解决增长与就业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这种困境的核心依然在于中国保障体系和社会建设的加速。

第三，“稳中求进”需要在重视短期经济增速稳定的同时，高度重视加速改革和民生建设的紧迫性。改革促消费、民生促消费，是“结构”目标与增长目标契合的关键。

（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指数（RCD[2011]暨研讨会所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