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与中国新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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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炳森先生看《VOGUE》和时尚杂志的方式也许和别人都不一样，身为中文《VOGUG》的出版人，他在意图把这本国际时尚杂志与中国纳入“新的初唐时期”相融合。

当我问，“你要把你的杂志办成什么样子?”他并没有正面解说其形态，却是把我拉入了“初唐”时期――“现在的中国正有可能进入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时期。”他阐释道，从历史来看，初唐时期的中国，佛教的鼎盛，丝绸之路的铺设，东西方的往来，那时的中国在文化上的盛况让人向往。而如今的中国不正也是又一个“初唐”吗?中国的现在同样是西方时尚、文化大量进入的阶段，同时自身的文化产品也正在诞生中。“我们杂志不能说是新文艺复兴的一部分，但起码在时尚这一块，我们要做到这样的觉悟。”由他任出版人的内地中文版《VOGUE》，今年9月将在上海创刊。

这种对杂志的理解，已经不只是从当前的市场环境来看杂志自身的角色。在更多的人在慨叹这个疯狂变化、日益分裂中的社会现实时，刘炳森选择了往回看，让自己的杂志身处大历史中。面对杂志媒体这样的特殊媒介，原来同样可以采取“相对论”的方法来应对：“时间消失了。”

恩格斯说：“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的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而在时尚领域，在大家觉得衣装需要注重和装饰的时候，作为欧洲历史中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的“文艺复兴”开始了。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这时候的意大利一样，如此不厌其烦地来修饰面貌、肤色和改变头发生长情况。”雅各布‘布克哈特曾这样描绘意大利在生活方式上的独特之处。在那时，由于有着几百人勾脸和戴面具登台的壮丽奇迹剧的不断上演，助长了妇女们把她们的脸抹成一种不自然的形状和颜色的念头，并让它成为日常生活的弊习。也正是这样的物质消费与精神需求，文艺复兴在此自由地发展着，它深入到它所从事的每一种事业的精神里：从花瓶到餐具到灯架到墙壁到小摆设，16世纪的意大利的装饰艺术远远超过了欧洲的其他地区。这种优越感，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充满时尚装饰艺术的意大利《VOGUE》杂志中。

我想人们会为寻梦而购买杂志。”这是意大利《VOGUE》主编弗兰卡・索珊尼操办她的杂志的信仰。同样地，著有《美国：新帝国主义》一书的社会学者v．G．基尔南也指出，美国正是一个“不仅仅靠面包生存，而且还依靠信仰、观念和白日梦而生存”的国度。在1909年，《VOGUE》才被康德・纳斯特先生买入，随后被演绎成为一本主流时尚杂志，

“美国杂志的历史便是美国的历史。”为美国杂志记史的约翰・麦克・卡特(JohnMack Carter)说，“我们所有能期望的信仰是，那些表现着差异性、创造性和独特性的美国杂志。”从1741年算起，美国杂志诞生已达264年。美国杂志历史从一起步，便与其文化帝国主义的构建相勾连。

敏感的美国《时代》周刊早在2002年便以“中国新文化革命”为封面主题察觉了这样的苗头――在那场过去近30年后，中国正在梦想着它所能达到的“百花齐放”的新气象。在《时代》的视野中，陈逸飞的“高时装”、徐冰的汉字解构、潘石屹的建筑以及众多后起的先锋电影、艺术家正在进行着一场让“Made in China”变得更酷的革命――里面没有中国的杂志。

什么是中国式的新文艺复兴?身处于新媒介世界，社会在狂热的金钱躁动中意图寻求和谐的稳定，我们的杂志充当着什么样的使命?――自命为“局内人”的沃尔特・李普曼清楚其身：其使命便是帮助同胞适应现实”。这个“现实”于美国，便是它在全球范围内无与伦比的力量，其中包含着所谓的道德感、现实性和利他主义。

不久前，有幸与我们期刊协会会长张伯海先生共进午餐。席间，他对我的杂志观察善意地提了个醒，“你写的杂志还是有点远”。这让我汗颜，的确，我一直在致力于推荐国外的先进杂志和风尚文化，但对本国的文化传统了解实在有限。而这些，亦正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致命：与国家的文化传统断掉了脐带，我们是被麦当劳毁掉的一代。我们与“初唐”都没有任何血缘记忆了，我们还回得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