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的治学特点及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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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摘 要】中国史学的传统是既讲究史学的经世致用，又追求史学的求真。同时，求真与致用也是我们要遵循的学术精神。乾嘉学派是一个以考据为主的学术流派，追求史学之真是其重要特色。本文从求真与致用的角度来简要分析乾嘉学派的治学特点及其历史贡献。

【关键词】乾嘉学派；求真；致用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有着优良的史学传统，即兼重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求真”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记述乃至史学的价值。基于“求真”关乎史学价值的根本认识，刘知几把秉笔直书的典型--董狐列为史学的最高典范。而经世致用则是中国史学得以源远流长的重要因素。“求真”与“致用”在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用真实的历史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是一种理想的史学局面。但是，由于“求真”与“致用”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加之各方面的因素，它们之间也会出现矛盾与冲突。作为我国最后一个朝代的清朝，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史学的学术风尚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晚明时的知识界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已经由于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和经济社会状况的好转而失去了紧迫性；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人为的民族鸿沟和高压政策，妨碍了知识界去作推动经济发展以及政治清明的努力。一时学术界为适应业已变化的客观环境，将清初的经世之风加以改造，以考据求实的风尚，向穷经考古一路走去。

一、乾嘉学派占据清代学坛的主要原因

乾嘉学派占据清代学坛的主要原因，章太炎先生在《訄书》中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之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 [1]章太炎先生在这里提到了三个原因。第一，“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指学术原因：经过宋明百年之后，理学在理论上已告枯竭，很难再有发展空间，只得另辟他径；第二，“多忌”指政治原因：清朝是由满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前期为维护其统治多实行政治高压，避忌太多，使得学术失去了生机与活力；第三，“愚民”指清朝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不希望有经世致用的学问来开启民智。正是以上这些原因，造成了“治经以纾死”的局面。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 [2]一方面肯定了章太炎先生的观点，同时又提出了社会稳定对学术发展的影响。综上所述，乾嘉学派之所以在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之后，抛开了经世致用，一头扎进故纸堆中寻求“历史之真”的原因，不仅在于清代统治者实行的政治高压和愚民文化政策，还在于清朝康乾年间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使得学者们能安心的做考据，而这一时段的考据成果，大多成了盛世的点缀。

二、求真：治学的精粹与泥古不化

求真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的治学灵魂。第一，乾嘉学派所树立的一种读书务实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印证了“求真”的要求。乾嘉学派提倡无征不信，反对凿空，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 [3]，其代表人物戴震曾言，“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二，守讹传缪也。” [4]钱大昕也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 [5]。第二，乾嘉学派提倡宁详勿略，通过搜集详尽的资料，考订材料的真实，来实现“求真”所求的事实之真。例如阎若璩为证明梅颐的《古文尚书》之伪，引证了128条材料；另一位学者王念孙也是“一字之证，博及万卷”。[6]正是由于乾嘉学派以严格的考据之功，考订史事，对全部经典重新进行一字一音的考订，使得今天的治学变得方便。第三，乾嘉学派善于“疑古”的思维，反复考订以求史料之真，疑古之风曾在宋代达到鼎盛，但又导致了宋学妄义臆断之弊，认为伪书远多于不伪之书，几无真书可言。而乾嘉学派的疑古之风与宋代大有不同：乾嘉学派的疑古，不是迷信经典，而是更加擅于从史料中发现问题，然后以严密的推理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钱大昕在考订原本，洞彻历代传注疏义原委的基础上，提出许多正本求源的见解。当然也有人为考证而考证，往往“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 [7]，使得考据学走进了死胡同。

“求真”是乾嘉学派治学的精粹，但乾嘉学派的“求真”多着眼于书中的史实、书的真伪，却没有和现实相联系。有些学者的过度求真而导致泥古不化，乾嘉学派日益固步自封，举步维艰。

三、致用：盛世的点缀与昙花一现

乾嘉学派产生于太平盛世，与盛世相呼应，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才能获取丰富的养料而蓬勃生长，并作为盛世的点缀，发挥着些许作用。例如参与纂修《四库全书》等许多大部头的丛书和类书，为丰富和充实我国的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当时政策和环境的影响，使乾嘉学派达到了学术上的高峰，同时也给后世的学者研究古籍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由于乾嘉学派的治学宗旨和治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其他封建文化典籍、考证的问题几乎全是书本上的，缺乏新鲜、实际的内容，脱离了现实。随着清王朝的落日的余晖渐渐沉寂，经济衰败、政治腐败，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世界资本主义各国虎视眈眈，面对形势的急剧恶化，历史进程要求学者将视线由古籍转到现实生活，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对社会变革及发展趋势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论证时，乾嘉学派则捉襟见肘，无能为力。他既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也无法回应人们的期盼。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乾嘉学派像康乾盛世一样的昙花一现，很快的归于沉寂。继而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新的经世致用思潮兴起，乾嘉学派因其不具有的“致用”性，连同那些古旧的经书一起，走进历史的角落。

四、求真与致用：史学中双生子

求真是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无求真的信念与追求，史学就会失去其科学性。历史证明，任何阶级的学术工作，离开了踏实的学风和必要的科学方法，光靠政治思想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绩。至今，乾嘉学派所被人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学者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踏实勤奋的工作。建立在求真基础上的致用是史学的必然结果和归宿，没有了致用性，史学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就无法符合时代的发展而停滞不前。乾嘉学者们只将自己埋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却不能学以致用，当盛世不再时，他们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最终归于沉寂。

在我们的治学过程中要学习乾嘉学者们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踏实的学风，同时也要学以致用，为当今社会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章炳麟.《訄书》.清儒十二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 漆永祥.《乾嘉学派考据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 戴震.《戴东原集》卷一零

[5]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A].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6]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二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7]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三辑）[A].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