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悲绝 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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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是北宋著名词人，学务经世，名重当时，却生不逢时，“为世所弃”，命运乖蹇，道路坎坷，一生崎岖。为官十年间，饱尝党派之争，叠遭贬谪，绝望离世。“少游钟情，故诗酸楚”，“秦少游谪古散藤，意忽忽不乐”，贬谪时这种“无以自拔”的悲剧心态，使其作品中呈现出与前期作品迥然不同的情感特质，对故土的依恋，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方式。

绍圣三年（1096）秋，秦观往赴郴州（今湖南郴州）贬所道中作《题郴阳道中一古诗壁二绝》

其一：

门掩荒寒僧未归，萧萧庭菊两三枝。行人到此无肠断，问尔黄花知不知。

其二：

哀歌巫女隔祠丛，饥鼠相追坏壁中。北客念家浑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风。［１］

借着“未归僧”、“萧萧菊”、“哀歌女”、“饥鼠”等意象，秦观在诗中营造出秋夜肃杀、寺院衰败的氛围，凡此皆让迁客愁绪满腹。首诗结尾处，秦观作诗人独有之痴语，以行人逐客“无肠断”之极端苦痛问萧萧庭菊。前两句景语中有作者愁思，后两句则情语中有肃杀秋景，情景交融之外又以情结景。次诗末两句，秦观更明言萦绕心头的乡愁使得自己辗转难眠。而寺外荒山夜裹的风雨声在耳中盘旋，想必更使行人难以入睡。此处一反前诗结尾，在思归情感高潮处，宕开笔墨而以景结情，以景语寄托无尽乡思，令人回味沉潜无穷。《乐府指迷》曾曰：“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说的虽然是乐府作法，但借用于绝句的欣赏亦颇有触发。秦观就是运用上述诸法，经营出远离故地，抛舍妻子，如失子之猿之况味。

除夕之夜，孤苦伶仃，秦观在心力交瘁状况下度岁，绝望悲吟：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在声声哀诉中，透露出难以言传的口心凄苦和处境的孤危。无法摆脱之凄怆如影随行，《踏莎行》能略表一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阴暮。

驿寄梅花，鱼傅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此词作于绍圣四年（1097）三月，时秦观正谪居郴州。谪居地离岭南仅一岭之隔，而家乡高邮（今江苏高邮）则在数千里之遥的江苏。词的上阕秦观即以无处可寻的桃源，以及哀凄的杜鹃啼血声表达欲归隐、归乡却不可得的悲伤。而下阕之“驿寄梅花，鱼傅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不论是故人抑或故乡的消息，对秦观来说非但不是欣喜，反而更让自己落入无限的悲恨之中。词末江水无情自流的景语，更加重了全词的感伤情调，同样是“以景结情”的作法。词中明显地表现出无穷的深恨，却亦无法超越贬谪的苦难，深深为谪居异地而悲伤，进而对人生绝望而悲慨，绝无苏轼居惠、儋时有“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其二）“我视此邦，如洙如沂”（《和陶时运四首并引》）、“鸠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和陶田舍始春怀古》其二）等超越，正如唐圭璋先生所说：《踏莎行》：“起写旅途景色，已有归路茫茫之感。”［２］

宋人之笔记中亦有一例可参，文曰：

秦少游自郴州再编管横州，过桂州秦城铺。有一举子，绍圣某年省试下第，归至此，见少游南行事，遂题一诗于壁曰：“我为无名抵死求，有名为累子还尤。南来处处佳山水，随分归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读之，泪涕雨集。徽宗践祚，流人皆牵复，而少游竟死贬所，岂非命耶！［３］

文中所记之落第举子，于归乡途中与赶赴贬所的秦观相遇，题诗赠之。诗中不见丝毫落第之惆怅，反而有还乡归休的自由心境。秦观读之，思量自己天涯漂泊的遭遇，不禁悲从中来而泪如雨下。秦观每每无法自拔，始终陷于挥之不去的哀愁中，从此事亦可得到证明。“苦恨东流水，桃源路，欲回双浆。仗何人，细雨叮咛问呵，我如今怎向？”对仕途已彻底绝望，但归隐亦深感渺茫，“桃源”的理想更显虚无。“北人痛哭南人笑，日落荒闻杜鹃”，“故栖黄埃裹，绝想空复情”，“乡梦断，旅魂孤”，“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唯有在思乡愁绪间觅一丝寄望。“醉乡广大人间小”，“欲将沉醉换悲凉”，他把希望寄予醉中、梦中，终成《踏莎行》中的绝望哀叹。对其态度苏轼作曾《秦少游真赞》，文曰：

以君为将仁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为将隐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为将仕将隐者，皆不知君者也，盖将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于世，而卒反于其乡者乎？［４］

此文作于元丰六年（1084）苏轼结束谪居黄州生活之时。他认为不能以或仕或隐全然两分的方式看待秦观的仕隐问题。如果这么做，无疑是相当不了解秦观的。由末句可知，苏轼认为秦观于“游于世”后，最后必定选择返回故乡。看来苏轼早已看出秦观对故土的依恋。而这份情感也许就是流落异地的秦观，每每不如苏轼般宽心释怀的原因了。

削籍编管郴州后，秦观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对仕途的绝望，更多的是对思乡归隐的绝望。其作品中经常出现“病”、“死”等字眼，生存意念的绝望已油然而生。如“自是迁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岚”，“安得此身作石，一起忘了家乡”，“终复玉关生入，何殊死葬蛮夷”。后更自作之挽词，其序曰：

昔鲍照、陶潜皆自作哀词。读余此章，乃知前作之未哀也。

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藤束木皮棺，槁葬路傍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闺。奇祸一朝作，飘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时。修途缭山海，岂免从维。荼毒复荼毒，彼苍那得知。岁冕瘴江急，鸟兽鸣声悲。空蒙寒雨零，惨淡阴风吹。殡宫生苍藓，纸钱挂空枝。无人设薄奠，谁与饭黄缁。亦无挽歌者，空有挽歌辞。［５］

整首挽词读来甚为凄哀。秦观于生时想象，妻离子散、客死异乡后的自己，只剩惴惴孤魂四处飘零，有家乡却不能、不得、不敢归去。晚岁瘴江、鸟兽悲鸣、寒雨、阴风，无一不令己如惊弓之鸟的魂魄更加不安。不仅如此，孤魂更无人为之设奠礼与颂挽歌，有的只是生前自作的挽辞一首相伴。

元符三年（1098），徽宗大赦天下，秦观诏移衡州，远在海南的苏轼同时获准内迁，六月，两人于海康相见，秦观出示《自作挽词》，并赋《江城子》抒写重聚的感慨：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尽管适逢大批元佑党人获准内迁，原本北归无望的人能重返中原，华发之年仍能聚首，本应为喜，但两人见面的感受，在秦观笔下却是如此的愁云惨雾、沉痛悲酸，刻骨凄苦之情笼罩全篇。

苏轼《书秦少游挽词后》亦有相关的记载，其文曰：

庚辰岁六月二十五日，予与少游相别于海康，意色自若，与平日不少异。但自作挽词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谓少游齐死生，了物我，戏出此语，无足怪者。已而北归，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于光化亭上。呜呼，岂亦自知当然者耶，乃录其诗云。［６］

苏轼起初对秦观自作挽辞不以为异，认为这只是戏言而已。只是万万没有想到，生前的戏言竟然一语成谶。苏轼文中盛赞秦观之“齐死生、了物我”，后人亦有持相同意见者，宋人周紫芝曰：

山谷先生吊秦少游诗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道樽前断肠句，江南唯有贺方回。”此以言语文字知少游者也。余乡人有官藤州者，谓：“藤人为余言，少游既病，洗沐步上光华亭，手持白玉杯，取江水立酌一杯而逝。”呜呼，此岂待然哉！东坡《题少游自作挽词》，以为能“一死生，齐物我”，是真知少游者也。“古藤阴下偶婆娑，南北随缘意若何。白玉杯寒亭上月，缕金衣断醉时歌。还将万里澄江水，尽洗平生绮语魔。能道秦郎解忘物，岭南唯有雪堂坡。”［７］

纵观秦观诗词创作，尽管他也曾写过《游仙诗》、《好事近・春路雨添花》等试图摆脱尘世间苦恼的作品，但其敏感、柔弱，深于用情的性格，注定了他不能像苏轼、黄庭坚一样，以睿智的理性风范和坦然超脱的人生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大苦大难。冯煦在《蒿庵论词》中准确地揭示了迁谪南荒对于秦观生平思想及其创作风格的深刻影响，并且异常精到地指出秦观词的精神实质：“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他人的词作，大多是用来逞弄才情，炫耀技巧，然而秦观则是用整个心灵来填词，将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痛苦的情感体验，通过词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也正因如此，才更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悲苦绝望的谪恨文人。

参考文献：

［1］［宋］秦观箸.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册上：471.

［2］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6.

［3］［宋］朱牟箸.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北京：中华书局，2002.8.

［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二十一：605.

［5］［宋］秦观箸.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册中：1323.

［6］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六十八：2158.

［7］［宋］周紫芝.太仓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印影本，卷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