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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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一新制药董事长郑亚津是死亡日期迄今最近的一位自杀者，8月12日晚，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自缢身亡，时年51岁。

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郑亚津的哥哥仍旧不愿意面对失去弟弟的事实，他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希望记者不要打扰郑的亲属；并表示公司的事情自己不了解，建议记者采访公司总经理。

但是在郑亚津自杀后，整个“一新制药”的生产厂区已经人去楼空，公司里的电话也无人接听。“工人都放假了，工厂现在暂时停产。”有知情人士透露，早在郑亚津自杀前，“一新制药”就已经处于半停产状态，每月给放假的职工发400元生活费。如今郑亚津身故之后就更是彻底停产，该厂的职工人数也已从过去的数千人缩减到现在的不到500人，而工厂何时能恢复生产仍是个未知数。“估计要等到把郑亚津的后事全部处理完后。”

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对郑亚津和“一新制药”的今天唏嘘不已。在兰溪，郑亚津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1980年代末，郑亚津将兰溪纸箱厂改制成“一新制药”。不到10年时间，“一新制药”已经成为兰溪市的明星企业。1997年至2006年，“一新制药”连续10年跻身兰溪纳税超千万元以上10大企业，并一度成为国家中成药50强企业，该厂生产的“一新小儿喜食糖浆”也成为全国名牌产品。

就是这样一个创业明星，一个纳税大户，在辉煌了20多年之后以死亡来结束自己的事业，究竟是什么让一新制药从辉煌走向没落？郑亚津又为什么选择了不归路？

“肥水不流外人田”：家族式管理酿出来的苦果

一位了解郑亚津的浙江商人告诉记者，“一新制药”的衰败是家族式企业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在将兰溪市纸箱厂改制成“一新制药”后，郑亚津在其中占了70%以上的股份，出任公司董事长。除此之外，公司总经理、采购经理等重要位置上也都变成了郑亚津的亲属，“家族式”管理模式根深蒂固。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到“一新制药”总经理何遂庆，但何遂庆一听到记者的来意就匆忙挂断了电话。

“家族模式适合于企业发展初期、企业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胡星斗直言。“因为民营企业在中国难以发展壮大，他们主要只能依靠非法的地下钱庄来融资，还要忍受地方官吏的处处盘剥，所以，其规模普遍很小，基本只能家族经营才能有效率。”

在公司最初数年间，郑亚津大胆实施了一些很有前瞻性的举措，使得“一新制药”一直处于发展扩张的快车道，并开始涉足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对于“一新制药”这种支柱型企业，当地政府自然也是大力扶持，包括政策、资金在内的优惠政策也层出不穷。此时的“一新制药”虽然已经颇具规模，但既不缺人也不缺钱，家族式管理的弊端并没有显现出来。

直到2007年，随着行业竞争的日益残酷，以及国家货币从紧政策的实施，这种小作坊管理的模式显然已无法适应现代企业的规模化发展。

“在‘一新制药’，郑董事长的话就是圣旨。”有职员如此评价，郑亚津的威望也让他从来都是一言九鼎，几乎从来没有人公开反对和质疑，“一新制药”成了郑亚津的“一言堂”。

“如果有几个能人站出来出谋划策，也许老郑也不至于走到今天。”兰溪市工商联副主席张进对本刊记者表示，“在创业前期，郑亚津的一些决策确实推动了一新制药的发展。比如1990年代，在‘一新小儿喜食糖浆’刚刚研发成功后，郑亚津就拍板拿出1000万元打广告，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老郑顶住了压力，事实证明他也成功了。但是后来一系列被证明失败的投资经过论证吗？有人提出过反对的声音吗？有人为他谋划过吗？这也许是老郑失败的根本原因。”

投资是把双刃剑：又一个“巨人神话”

从“一新制药”的官方网站上不难看到，2004年前后，郑亚津开始不满足于单纯在中成药领域攫取利润，他希望为公司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于是，“一新制药”开始了大规模扩张，买土地、建厂房，摊子铺得太大太快，导致资金链日趋紧张。而那个时候，企业向银行贷款已经比较困难。就像当年史玉柱的“巨人神话”一样，“一新制药”在看似辉煌的顶峰陡然掉头。

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一新制药”的纳税额从连续10年的超千万元跌至672万元。

与此同时，“一新制药”开始向“郑亚津认为前景广阔”的医药中间体这个新项目疯狂砸钱。据了解，仅仅2007年，“一新制药”在该项目的投入接近5000万。但实际上，据兰溪市检验检疫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新制药”出口中间体只有43批，出口额仅67万美元。时至今日，该项目也始终没能打开市场，以至于资金无法回笼，周转不灵，导致巨额亏损。

巨大的资金压力迫使郑亚津必须借助于信贷，但2008年以来严峻的信贷政策又直接导致其贷款困难。于是，郑亚津的出路只剩下一条――借贷民间“投资公司”。而民间“投资公司”高额的利息又使其根本无力承受，导致企业债台高筑，直至资不抵债。一个经济实体的膨胀，开始由泡沫转向吐沫。

最后一根“杀人的稻草”：华夏银行抽走500万

据说，华夏银行如今已经成为兰溪最不受欢迎的银行，因为该银行在郑亚津资金紧张时从“一新制药”账户直接抽走500万元，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根杀人的稻草”。

“环境宽松就乱放贷，环境紧张就乱收贷。”一位当地的企业主认为华夏银行的行为直接扮演了“杀手”的角色。

连日来，本刊记者多次致电联系华夏银行当地相关负责人，但在记者表明身份及说明来意后，所有接线员要么表示“不知情”，要么表示“领导正在开会”。据知情人士透露，郑亚津自杀后，该银行曾专门召开紧急碰头会，并下达了“封口令”。

据中国银监会网站公布的2008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浙江的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1．29%，即便是在“经济最困难的年份”，这个数字在第一季度仍降低了0．15个百分点。一方面是资金“贫血”的企业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却是银行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而拼命扎紧钱袋子，银企交恶成为浙江经济界之痛。

“银行也有银行的难处”，当地一商业银行高管对记者透露。目前“一新制药”还欠该银行近4000万元的贷款未还，此外，该厂还向其它几家银行贷了近4000万元。该高管表示，“一新制药”欠下的这笔不良资产，对银行来说是有挑战和压力的，资本经营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至于这一影响究竟有多大，就要看最后资产清算后的损失程度了。

对于“一新制药”“死于信贷紧缩”一说，该高管认为过于片面。他说：“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多方面造成的，关键还是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此外还包括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汇率、税率变化等外部因素。”

郑亚津档案

郑亚津，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EMBA专业毕业。

1978年11月-1989年8月，兰溪云山制药厂副厂长；

1989年8月-1993年1月，兰溪一新制药厂厂长；

1993年1月-2002年5月，浙江一新制药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2年5月至今，浙江一新制药公司董事长。

曾荣获金华市优秀企业经营者，金华市劳动模范，金华市医药行业优秀经理，兰溪市“创新跨越”十大新闻人物，兰溪市劳动模范。

“一新制药”位于金华兰溪，主要生产和销售口服液、胶囊剂等中西药制剂。至今已拥有多只国家级新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和多个中国中药名牌产品，曾位列全国中成药企业50强，公司现有员工1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