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秀节目的媒介化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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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电视真人秀节目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关注。这种打破纪实和虚构界限的娱乐节目形态，以其对生活真实复制、但又充满戏剧化和悬念的艺术再现，为人们提供了现实生存状态的写照，让观众从中看到了自身的影子。从深层次来看，这是媒介化社会和通俗文化在电视领域的生动投射。

媒介化社会的趋势和特征

将当今社会称之为媒介化，大抵有几个原因：首先，媒介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之物。随着手机、网络等新媒体的推广与普及，这些大众传播媒介在发挥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提供娱乐等功能方面，在认识他人和世界、完成社会化及实现交往目的等诸方面，渐已成为影响当代人思维和行为的主要途径。从社会改进流程中诞生的媒介，加速了社会更迭与周转的步伐，缓慢而执着地起到了社会“演进资本”的功效。

其次，媒介的运用能力大有形成管窥个人生存技能之势。媒介藉此演化出更为复杂多样的符号化意义，媒介的实际功能被人们不自觉地夸大并轻信，由实用的工具性衍生出仪式化表征。标志这一转换的是，对于媒介优越性及其引起的桎梏，人们多沉溺其中而不自知，这种现象日本传播学者林雄二郎称之为“媒介依存症”：“过渡沉溺于媒介而不能自拔，价值和行为选择一切必须从媒介中寻找根据，满足于与媒介中的虚拟社会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孤独和自闭的社会性格等等。”

“沙发土豆”与媒介化生存

“沙发土豆”的生活方式，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风靡美国。该词汇被用来特指那些整日拿着摇控器，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这类人群是典型的媒介依赖症患者。每天像土豆一样一动不动，时间久了，人也像土豆一样圆乎乎的。为此，台湾作家李敖尖锐地指出：“电视是批量生产傻瓜的机器。”

早在199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就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做出了“数字化将决定我们的生存”的论断。若我们将数字化的外延扩展至所有方兴未艾的大众媒介，就会发现在媒介化社会与媒介素养的共同指向下，当今社会正面临媒介化生存现象。

数字技术影响下的人类传播革命是媒介化社会的主要推手。20世纪90年代，国际互联网开始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崭新的生产、生活、学习与交流方式，创造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生存空间。网络使用的差别化和多样化，一方面增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另一方面扩大了人际交流的维度。

当我们在以媒介为中心的人类图景中取景与构图时，会发现映入眼帘的媒介化社会是这样一幅景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掩埋于媒介机器中（此处以“媒介机器”指代媒介的具体物理形式，以示与内涵更为丰富的“媒介”相区别，主要指人们在传播过程中所使用的媒介设备，诸如计算机、照相录像机、手机等等。）这不仅体现在量上，其中更隐藏着质的危机：媒介机器不光是媒介的物质外壳，更演化为我们所有生存领域的环境。夸张点儿说，我们在与媒介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生存、延续。作为商品的数字媒介机器共同演绎着家庭与个人的生活方式。

真人秀节目与媒介化社会的互动

弗洛伊德说：“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普通人在窥视他人隐私中，往往能获得超乎寻常的满足感。电视真人秀节目捕获了观众的这种消费心理，透过荧屏将偷窥行为合法化和公开化，为观众的媒介化生存提供了依赖通道。

以《爸爸去哪儿》为例，该节目之所以在市场大受热捧，是因为找准了大众媒介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切入点。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中，父爱是不可缺失的一环。然而现代社会高速运转，爸爸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投放在外面，照顾孩子的责任通常由妈妈承担。调查显示，目前妈妈对幼儿教育的参与度远远高出爸爸，近七成爸爸淡出了幼儿教育领域。“父亲角色失位”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爸爸去哪儿》有效回应了这一社会话题。随着节目的热播，如何开展亲子教育的讨论也在网络和社会发酵。这也反映了真人秀节目适应媒介化社会的流行趋势：节目内容更加生活化，情节设计更加真实化，价值取向更加主流化，真实与虚拟的界限更加模糊化，从而取得较高的市场认可度。

总之，真人秀节目是消费社会和新技术结合的产物。把握这一特征，电视娱乐节目将更加有效应对媒介素养不断提高的观众，更加有效地适应正在发生重大变迁的媒介环境，走出一条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承、变迁与融合发展之路，继续引领大众传播改革发展的风潮。

（作者单位：阿拉善盟阿右旗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