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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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是中医的代称，典出晋代葛洪的《神仙传》。三国时，吴国名医董奉行医治病不计报酬，仅让治愈的病家在宅边种杏一棵，日久蔚然成林。于是，后世常以“杏林春暖”、“杏林圣手”来称赞医家的医德医术。

在中国医学史上，许多杰出的医药家继承创新，阐发岐黄医理，以真知灼见、奇方异术而为病家们所称道。名医的别称也五花八门，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以官职而称宋代的范仲淹曾说：“不得为良相，乃为良医。”这是因为良相良医治国救人，都担负着让国泰民安的使命，可谓殊途同归。在中医杏林人物谱中，以官职而称的医家多见于史书传记的记载。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西汉名医淳于意以创写“诊籍”（即中医冰治）而名传青史，因其曾做过齐国主管粮仓的“太仓长”，世人遂以“仓公”称之。唐代医家王冰勤于对中医古典医籍的研究，曾用12年的时间补充整理注释了《素问》24卷，使这一医学经典巨著以较全的版本流传至今。王冰在唐肃宗宝应年间曾任过太仆令，“掌邦国厩牧，车舆之政令”，故时人称之为“王太仆”。宋代医学家许叔微是中医伤寒学派的代表医家，他幼时父母双亡，长而发奋攻读医学，遂精于医，著有《伤寒九十论》、《普济本事方》等书。因他曾为集贤院的学士，故有“许学士”的别称。因编著《南阳活人书》而声名遐迩的医家朱肱在宋徽宗时曾被授以“奉议郎医学博士”，故病家又尊称他为“朱奉议”。

以地名而称中医文化包涵着不同的地域文化学术背景。医学流派如河间学派、易水学派等都是以地名冠称的，洋溢着浓郁的地域学术流派色彩。汉代医家张仲景以《伤寒杂病论》被载入史册，因其曾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故医史文献中以“张长沙”呼之。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刘完素因阐发火热病而成为河间学派的开山，其弟子门人有穆子昭、荆山浮屠等，再传和私淑者众，杏林中称之为“刘河间”，为医学史上所称的“河间学派”的代表。元代医学家朱震亨是中医养阴学派的鼻祖，他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观点，善用滋阴降火法，创制“大补阴丸”等名方。因他世居浙江义乌的丹溪，所以学者们便尊称他为“朱丹溪”或“丹溪翁”。明代医家汪机以医术名噪乡里，因他祖居安徽祁门的石山，故人称其为“汪石山”。和文学史上的“公安派”、“浙西词派”相同，中医学史上的“吴中学派”、“新安医学”等都是以地域为标志的“人才团”，传承了某一学科的理论和学术经验。以叶天士、薛雪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创立了中医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其弟子如顾景星、吴瑭、章楠、王氏雄等皆为清代名医。明清两代，新安郡（今安徽歙县、祁门、黄山一带）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医名家，如汪机、孙一奎、吴昆、陈嘉谟、“张一帖”、吴澄等，形成了群星璀璨的“新安医学”。据统计，新安医学的家族链有250多条，被载入史志的名医有250余位。著名的“胡庆余堂”也是新安医学中儒贾合一的名医名药的典范。

以药名而称中药中的刘寄奴、使君子、何首乌等均为人名，有着传奇色彩的掌故俚说。在历代医家中，亦有以药名而称的先例。河间学派以治火热证、善用寒凉药而著名。刘完素的弟子中就有一位以重用大黄为名的“穆大黄”，真可谓望“名”而知义，本学派攻下峻猛的用药风格尽在其名字中。明代医家张景岳常用温补法，善用中药熟地，他所创制的“新方八阵”中补阵共29方，其中用熟地的方剂就多达22个，故时人称其为“张熟地”，可谓名副其实。清代著名的汇通学派的医家张锡纯衷中参西，曾试图用现在药理探讨中药石膏生用和煅用的不同机制，所开方剂中重用石膏，医林呼之为“张石膏”。民国初年的北京著名的中医陆仲安善用中药黄芪治疗疑难病症，故当时病家多尊称其为“陆黄芪”。

以医术而称在中医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医家发皇古义，自成一家，从理论和实践上独辟蹊径，各有建树，后人常以他们在某个学科的成就而尊称他们。如汉代医家张仲景被称为“医圣”,华佗被称为“外科圣手”，唐代的孙思邈享有“药王”之美誉。清代医家吴尚先倡导中医的内病外治法，被尊称为“外治之宗”。亦有以医家独体的诊法为称的，如元代医家李玉善于针灸之术，故被称为“神针李玉”。

此外，以医家的字或号相称者亦多见，如北山先生、石顽老人等。还有以朝廷封号为称的，如南宋医家郭雍在孝宗年间被旌召不就，被赐号“冲晦处士”，名噪一时。清代医家张志聪、张锡驹因同时拜伤寒学派的大家张遂辰为师，医林遂有“钱塘二张”之称。

在中国医学的发展史上，流派迭出，名家辈有，医家的称谓更是标新立异，反映了中医文化的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