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修辞”之内涵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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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望道先生的修辞两大分野值得肯定，但他界定的“修辞”内涵必须重新解读。为此，重新探讨了消极修辞的定义、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目的，提出消极修辞指没有相对固定格式的句式语词选择创造之艺术。具体有两个研究对象：其一是旨在适切语境、语体、语流的语境性措辞选择创造，其二是旨在达雅的文本内部措辞选择创造。其研究目的在于让受众能够切实把握该艺术，提高选择创造句式语词的能力，提高语言表现力。

关键词：消极修辞；内涵；定义；对象；目的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2012905

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在首届望道修辞学论坛谈到消极修辞面临的尴尬境地以及内在原由：“从当代前沿理论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修辞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偏重于修辞格的研究，选词用句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原因我想有两个。一方面，修辞格、修辞方式相对来说是显性的，就是说一听就能感觉到，一看就能抓得住。这个用词用句用得好则是隐性的，没有一定的语言学功底，没有一定语文修养，看不出来。另一方面原因，要讲修辞，讲哪个词、哪个句用得好、用得妙，必然要关涉到语义表达的问题，可是语义这个问题又是一个麻烦问题。它是一个泥潭，它是个漩涡，它是个黑洞，它是流沙，进去了很容易出不来，闹了半天很难获得理想的成果。它的难度相当大。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过去的修辞研究比较多地偏重于修辞格的挖掘、描写。”[1]

这是所有修辞研究者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消极修辞是一个富矿，但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得到很好的挖掘。那么，相对比较容易探索的积极修辞的研究现在发展得怎样了呢？其实它也面临诸多问题，正如王希杰先生在徐广洲、张晓所著的《反复现象论》的序言中谈道：“发现和创建新辞格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八十、九十年代里逐渐形成了高潮。汉语修辞格从三四十个增加到两三百个。现在再想发现和建立新的修辞格，也很不容易了。”[2]这些现实迫使大家深入反思，王希杰先生的意见是：“今天想发现新的修辞格，恐怕就得更新辞格观念。”[2]不过通过更新辞格观念发现新辞格似乎并不是积极修辞研究的最佳出路，像李颔蕾通过更新辞格观念发现新的辞格，例如词典辞格、蒙太奇辞格、梦的辞格等[2]，是否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呢？尽管王希杰先生是首肯的，认为是“很有学术价值的”[2]，笔者却认为这颇有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嫌疑，对于修辞学的健康发展起不到很好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我国修辞学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呢？要想讲发展，首先应该弄明白研究内容的本质、目的是什么。刘亚猛教授在“中西修辞论坛”上作了《开展中西比较修辞研究涉及的几类理论问题》的大会发言参看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中西语言文化交流研究基地2009年4月编写的“中西修辞论坛”会议手册。

，他强调：“……回过头来深入思考一下开展中西比较修辞研究涉及的深层理论问题将有助于在本领域实现质的飞跃，使其获得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和后劲。就领域的观念基础而言，这一理论反思将迫使我们直面一系列棘手的目的论、本体论以及认识论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从事中西比较修辞研究的理由何在；‘西方修辞’及‘中国修辞’的概念如何界定……”尽管刘教授谈论的对象侧重于中西修辞比较，但是，对于确定修辞学今后的研究发展方向也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实在有必要弄清楚我们研究的修辞到底为何物，修辞研究的对象以什么为主，研究修辞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由于在一篇文章中对诸多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将侧重应用研究，讨论消极修辞的定义、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目的，其他方面将另外撰文论述。

一、消极修辞的传统认定

陈望道先生在中国修辞学界是公认的泰斗，众人难以望其项背，他的修辞两分法得到大家的认同，像李亚丹[3]、吴士文[4]等学者都直接引用其说法。望道先生这样界定消极修辞：“因此修辞的手法，也可以分做两大分野。第一，注意在消极方面，使当时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这种修辞大体上是抽象的、概念的……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修辞法。”[5]也许正是该定义中的“抽象、概念”等字眼让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可以说，该定义存在四个明显不足笔者对望道先生十分敬仰，分析其定义之不足只是为修辞而修辞，希望引起大家思考，推动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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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做到

首先，“极明白、不模糊、无歧解”应该由受众说了算。即使作者自认为达到此目标，而受众认为没有达到该目标，表达就应该判定为没有达到目标。之所以要考虑受众，是因为修辞现象“应当是从说写者到话语到听读者这一全部过程，即从信息源（信息发送者）到话语这一代码到信息接受者这一全过程，即以话语代码为中介而联结起来的编码和解码两个逆向同构的过程，即处在交际全过程的中心位置的，作为说写者和听读者的中介话语，而不是孤立的话语本身。孤立的话语是静态的，作为说写者和听读者、编码和解码的中介话语，置身于交际过程的话语，则是动态的”[6]。

其次，所有受众都认为表达得极明白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不存在，因为不同的人的知识层次不同，阅历不同，心理空间的构成肯定也不一样，在受到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心理表征的形式也就不一样。就像陈先生提到的为了概念明白而使用的“水流”、“马嘶”，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住在长江边上的人对“水流”的心理图式可能是“滚滚长江”，而住在沙漠里的人对“水流”的心理图式可能就变成“涓涓细流”。当他们遇到与存储于心理空间的内容不相吻合的内容时，他们就会“不明白”，尽管可能存在后来由“不明白”变成“明白”的心理转变过程。因此，“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实在无法做到。同样地，真正听过“马嘶”的受众与没有真正听过“马嘶”的受众会有截然不同的心理反应，那么，又如何做到“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呢？

（二）“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完全适用

“明白”的含义指：“显明清楚”。表达显明清楚是一种客观需要，这不容置疑。但是在特定场合，表达得含糊也是一种客观需要，不能将含糊的表达排除于“消极修辞”之外。请看语用含糊之实例：

A（记者）：请问您觉得谁会当选总经理？

B（人事部门主管）：可能丁副，可能王副，也可能张副。

面对记者的提问，主管有四种可能的回答：（1）丁副（或另外两人中的一人）；（2）这不好说；（3）无可奉告；（4）可能丁副，可能王副，也可能张副。第一种回答十分切合望道先生的标准，极明白、不模糊、无歧解，但是万一结果不是主管所指明的那人，他就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第二、三种回答可以消解麻烦，但总给人留下冰冷、不合作的印象。而第四种回答既回答了，又没有回答，按姓氏排列顺序也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毫无疑问，第四种含糊回答不符合陈先生的标准，但充满睿智，是最佳回答。

语用含糊，是“在言语交际中，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交际目的，说话人原来可以清楚表达的意思故意使用不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现象”[7]，其过程是一个为了顺应不同的语境因素而对语言进行调控，并进而实现一定的交际功能的过程[8]。

此外，“模糊语言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艺术空白，更多不完全的‘形’，能满足各种层次、各种阅读视野读者的需求，促使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填补这些艺术空白。每个阅读个体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心目中已有的形象，由‘众口难调’变成‘各取所需’。”[9]可见，“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并不符合客观现实需要。

（三）“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修辞法”范围过于宽泛

说写过程中做到“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的情况并不都是修辞现象。众所周知，会议主席说“我宣布会议现在开始”没有丝毫的模糊或歧解，但这并不包含消极修辞现象。一个定义如果无所不包，就会失去它应有的价值。

（四）“这种修辞大体上是抽象的、概念的”过于笼统，不好把握，而且许多内容无法包容在内，不利于具体的研究

抽象的东西往往无形无声，无从下手。概念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成为可操作性强的指导性原则。用抽象的、概念的修辞法指导说写“使当时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本身就存在逻辑推理上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嫌疑。

该定义提出时现代语言学刚刚起步，语用学则尚未萌芽。尽管望道先生在1945年本、1954年本、1962年本、1976年本不断有所修订，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对于语用学等学科中许多有益于消极修辞分析的内容无法包容。因此，该定义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在蓬勃发展的修辞学研究的需要，有必要重新加以认定，以便能够有更强的操作性，与时俱进，贴近现实生活，取得更好的实效。

二、消极修辞之内涵新解

《修辞学发凡》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高峰，昭示着后人研究的方向，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规约了后人的研究思路。《修辞学发凡》出版70多年来，国内修辞学者更习惯于“照着说”或“不再说”，而少有“接着说”、“对着说”、“换一种思路说”的学术勇气和理论准备吴士文、李亚丹、陆俭明等学者是“照着说”的代表，而王希杰、冯广义、谭学纯等学者则是“不再说”的代表。理论研究“不再说”，可以吸收新的理论加以创新，如陈汝东在《当代汉语修辞学》中就用语用学理论分析“话语建构”、“话语理解”等问题。本文侧重于应用研究，主张“接着说”，一来两大分野还有其现实作用；二来承继传统，容易在修辞应用研究领域更好地被接受，使得修辞教学取得更好的实效。

，直到2002年毛荣贵教授提出新定义，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他认定消极修辞乃是“没有相对固定格式的修辞性写作技巧”[10]。“技巧”能够传授，能够模仿，能够掌握，因此，该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将消极修辞从抽象、难以把握的“修辞法”中解放出来，操作性较强。另一方面，该定义将消极修辞的外延界定下来，消除了“表达得极明白，没有模糊或歧解”的表达就是消极修辞的潜在风险。但毛教授在这本翻译著作中只用了很少的篇幅泛泛谈之，而且“写作技巧”也过于狭隘，因此，有必要撰文系统分析。

吕叔湘先生说过：“修辞学，照我的看法，应该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语言手段之间――各个（多少是同义的）词语之间，各个句式之间，各种风格（或叫做‘文体’、‘语体’） 之间进行选择，选择那最适合需要的，用以达到当前的特定的目的。”[11]“选择”也是主观能动性很强的言语行为，因此，该定义也有较强的操作性，然而，“选择”倾向于在已有词语、句式、风格之间选择，没有顾及“创造”这一言语行为[12]。本文增加这一要素，在综合各家所长的基础上，提出消极修辞指没有相对固定格式的句式语词选择创造之艺术（风格会在句式语词得到体现，不再提及）。具体有两个研究对象：其一是旨在适切语境、语体、语流的语境性措辞选择创造，其二是旨在达雅的文本内部措辞选择创造。尽管没有固定格式导致选词造句的艺术是隐性的，而且牵涉到语义问题，但细化到“符合语境”、“达雅”，就能有较高的操作性。研究目的在于让受众能够切实把握该艺术，提高选择创造句式语词的能力，提高语言表现力。

（一）语境性措辞选择创造

语境性措辞选择创造包含适切语境、语体、语流三个方面。

1.适切语境

语境包含小语境和大语境。小语境指话语所在的上下文，大语境则指话语所在的文化背景。适切语境有两个含义：措辞能充分地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措辞能适合语境需要。

（1）措辞能充分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

Flaubert曾指出：“不管人们想说什么，往往只有一个合适的词语可以表达。”因此，消极修辞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指导我们如何找到那个合适的词语，比如：

闰土说着，又叫水生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鲁迅：《故乡》）

“在他背后”之前可用“靠， 站， 立，跟”，但与“贴”相比都黯然失色，只有“贴”将小孩未见世面而怕生的境况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