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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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政府对外做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为了实现这一承诺，促进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本文通过加入了公平互惠的委托拓展模型，设计出一套激励机制。这套激励机制试图探讨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并从无限博弈中论证激励机制的长期有效性。
关键词：委托；低碳经济；公平互惠；指标设计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4001907一、引言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结束后，中国政府对外做出了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过高的化石能源主要为煤、石油和天然气，其中，热值：煤天然气，所以在获取同等能量所释放的二氧化碳的化石能源中，煤是最高的。201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511%，最主要的原因是煤炭消耗过高，占全球的4819%①，因此中国减少碳排放要从煤着手。同时，煤中还含有硫元素，其燃烧会伴随着二氧化硫的排放，形成酸雨，严重污染环境。
目前，国外降低碳排放所推行的举措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实际。2011年4月，欧盟委员会宣布计划未来对机动车和取暖用燃料征收针对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效的税款。但我国能源消耗结构特殊，其中清洁能源占比非常低，煤炭消耗总量居高不下。用电热当量计算，从2001年到2010年，我国的煤炭消耗占比一直维持在715%以上；而用发电煤耗计算，从2001年到2010年，我国的煤炭消耗占比一直维持在68%以上②。如果对煤炭这种化石燃料收取能源税，势必会引起煤价的上涨。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计算，2006—2010年，中国的煤炭消耗中分别有4656%、4786%、4815%、4867%、4950%用于发电，因而电厂对煤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很明显，煤炭的价格上涨会拉动电价的上涨，而电价的上涨会构成绝大多数产品成本的增加，引起全面的物价上涨。实际上，强依赖型能源与普通能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能源税只能提高强依赖型能源的绝对价格，而相对价格几乎不变。即，在短期，会导致成本推动的螺旋式通货膨胀；而在长期，包括强依赖型能源在内的所有物品的价格几乎没有发生结构上的相对变化，进而不会改变碳排放的局面。
由此，本文综合多方面因素，设计了一套基于委托理论的激励机制，试图通过国家的税收平台（建议直接通过国税局）\[1\](P53-64)，采取比较平和的正向引导方式促进政府和企业的低碳合作。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多目标经济发展方式。本文认为低碳经济还应涵盖能源安全值控制这一目标，即低碳经济主要包括三大目标：（1）安全性，体现为对生态环境的友好、安全。对不同的能源可赋予不同的能源安全值，目前核能的能源安全值要低于水电、风能等。（2）低碳性，凸显重视碳排放及其引起的温室效应，可通过碳足迹来计算标准二氧化碳排放量。（3）经济性，狭义上指提高能源利用率；而广义上体现为能够实现经济、生态环境及社会效益等多赢的新型发展方式。多目标的常规理论解释模型往往是多任务委托，但是多任务委托目前主要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尤其是三个任务以上的委托），其实际运用价值大打折扣。所以本文在激励机制中加入指标设计这一环节，用指标设计将多目标转化为单目标，通过“指标设计+单任务委托”的方式，增强激励机制的实际可操作性。
据此，政府可以以减税为切入点，将激励机制嫁接到税收平台上，而调控目标的实现则通过指标设计完成。企业每年上交申请，申请中包含企业在低碳经济方面的信息以及企业的财务报表、评级证书等。政府对企业的申请进行审查并得到有用信息，而对于企业难以提交的信息（比如企业的绝对风险规避度等），可以根据贝叶斯方法③获得。最后，政府运用层次分析法决定是否与企业合作\[2\](P136-139)。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王贵东：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研究——基于委托拓展模型二、文献综述
委托模型是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一套激励机制，通常用来解释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3\](P477-513)。从1932年Berle和Means首先提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开始，委托理论不断得到补充和更新。其中，Hurwicz最先确立了机制设计理论的规范框架\[4\](P1-30)。随后Myerson设计了最优合同理论机制，并广泛应用于交易机制、规制方案、表决程序等方面\[5\](P225-229)。Fama构建了声誉模型，得出经理人过去的经营业绩决定其市场价值的结论\[6\](P1 027-1 054)。Weitzman用棘轮效应研究了苏联式计划经济，提出人过去的经营业绩将会决定委托人标准的制定\[7\](P302-308)。Radner则用重复博弈证明了委托人和人可以保持长期的关系\[8\](P1127-1148)。而Holmstrom和Milgrom构建了参数化模型，主要研究了人多项工作、资产所有权、雇佣制度优势、政府官员约束性、专业化分工等方面\[9\](P303-328 )\[10\](P24-52)。日本经济学家Itoh证明，如果人帮助同伴努力和自己努力的成本函数是独立的，但在工作上是互补的，那么用激励机制可以达到最优的“团队工作”\[11\] (P611-636)。当然，在标准的委托模型中，委托人和人都是外生的，而张维迎将委托权内生化，研究了委托权应该如何在不同成员之间分配的问题\[12\](P307-316)。Stiglitz则从信息的角度，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及去向问题\[13\](P74-93)。在人事管理经济学方面，Lazear研究了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锦标赛以及高管的激励问题\[14\](P611-639)。在软件方面，Raia和Kim提出了委托人可以运用“认知地图”去约束精明的软件人\[15\](P174-192)。而在社会进化论方面，通过委托模型，Arifovic和Karaivanov还论证了社会学习要优于自我学习\[16\](P1 967-1 992)。本文在前人对委托研究的基础上，将其应用于低碳经济研究中。其中，政府充当委托人角色，企业充当人角色，并根据计算出的最终定量指标(FQI)④，最后将委托激励机制运用于税收平台。整套激励机制的结构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