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污染对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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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闻媒体的报道和政府部门的持续关注，雾霾污染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关注焦点之一。这是因为雾霾污染给城市居民带来了极大的负外部性，影响了居民们的出行和健康。为了规避这些负外部性，许多居民购买了抵抗雾霾污染的防护用品，增加了城市居民的防护费用；还有一些已经罹患雾霾相关疾病的居民，需要到医院看病和治疗，增加了城市居民的医疗费用；除此之外，由于雾霾增加了空气中的粉尘含量，使得城市居民的清洁费用增加。因此，应对雾霾，广大居民应有一定的消费心理准备，合理分配消费支出。同时，厂商要尽快推出一些价格合理、性能优良的抗雾霾产品。而政府则要从财政补贴、税收、保险等宏观角度加以调控，以维持社会总体福利的稳定。
近年来我国的雾霾污染日趋严重，特别是进入到2013年，华北、黄淮、江淮、江南等中东部大部地区相继出现了大范围的雾霾天气，持续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央气象台曾在本年度了最高级别的雾霾黄色预警，“雾霾天气”也成为了这一年媒体、百姓热议，政府关注的话题。目前我国的雾霾污染源种类和数量繁多，使得治理难度极大，往往需要长期的综合治理才能取得成效。而在雾霾污染持续期内，广大城市居民不得不面对雾霾污染给其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较为突出之处，就是雾霾污染从客观上增加了居民的日常消费支出。长久以来，由于水污染，人们对于矿泉水、纯净水以及净水设备的消费早已习以为常。而事实上，人们对于清洁空气的需要与对清洁的饮用水的需要相比，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雾霾天气里，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要比正常天气高出15%左右，而肺癌致死率和霾粒子浓度也呈现出高度相关。这些无疑会增加居民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支出以及过早死亡带来的损失时等。面对严重的雾霾污染，出于自保和防护，迫使人们要为“雾霾买单”。据淘宝数据显示，2013年淘友们在对抗雾霾的用品上，共花掉了8.7亿元。在淘宝网上购买口罩的人，比前一年多了181%，购买空气净化器的也多了131%[1]。此外，雾霾污染还会增加城市居民的各种隐形消费。例如，雾霾天气得空气中的粉尘大量增加，暴露在室外的一些设施会遭受灰垢污染，粉尘还会使得个人的衣物和身体更容易变脏。这些又增加了人们的清理费用，如用水、用电、洗涤剂等。毋庸置疑，城市居民由于雾霾污染而产生的消费支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1.由雾霾污染造成的城市居民消费主要支出
为了得到城市居民在雾霾污染中支出的变化，针对雾霾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具体方面，通过对一些长时间、大范围雾霾污染的城市居民进行问卷及访谈，最终得出由雾霾污染造成的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变化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防护费用的增加、清洁费用的增加，医疗费用的增加，见表1。
表1 居民可能增加的相关费用支出调查
表1显示，防护费用是城市居民消费的主要支出。如购买防霾面罩的费用、购买空气净化器或净化植物的费用，甚至是购买雾霾保险（中国平安与人保财险推出的“雾霾险”）。防护费用还包括据称有防霾作用的护肤品，防护服等。而清洁费用的增加主要表现在由雾霾而导致的清洁费用的增加。
其次是清洁费用。在北京等一些受雾霾影响较严重的城市居民认为，雾霾天气使衣服换洗的频率有所提高，且房屋玻璃窗较以前正常天气更容易变脏，这就导致了以雾霾为间接后果的购买洗涤用品的费用、人工费、水电费用的增加。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认为雾霾产生医疗费用的居民只占很少一部分。原因之一是，雾霾污染造成的疾病并非能够在短时间内表现出来，尤其是很多慢性疾病，可能会在许多年后才能够显现出来。第二个原因是，有些患者低估了雾霾的影响，不清楚自身的疾病与雾霾是否有关。就国内的研究来看，目前只有少数研究提供了可信论据。据2013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的关于淮河以南以北的降尘浓度研究显示[2]，由于有供暖燃煤，淮河以北的预期寿命短了5.52年。该研究得出结论，降尘浓度每立方米增加100个微克，预期寿命短3年，主要引发的是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国社科院联合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绿皮书》[3]，报告称雾霾天气影响健康，除众所周知的会使呼吸系统及心脏系统疾病恶化等，还会影响生殖能力。这些疾病都会导致治疗费用的产生，同时由于疾病造成的误工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如果这些由于雾霾产生或增加的费用没有被计入消费者的预算，一些收入较低的消费者可能就此陷入贫困，生活水平下降，尤其一些因雾霾患病的消费者可能会因病致贫，甚至家中主要劳动力患病后可能会导致其子女无钱上学。这些现象无疑应该成为政府和学界的关注焦点，弱势群体的增加会导致整个社会福祉的降低，也与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相悖。
2.雾霾污染造对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研究所面临的一些难点问题
2.1雾霾污染与城市居民家庭支出之间的关系具有波动性
由于雾霾的污染程度、持续时间、污染范围会受到人为、自然地理环境及气象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因此，雾霾污染对于家庭支出的作用也会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面对这种诸多因素的作用关系而产生的波动性，很难从理论的角度来建立机理模型。此类问题基本属于“黑箱问题”。研究者只能在缺乏对原有客体内部结构、要素和机制信息的前提下，通过观察黑箱中“输入”、“输出”的变量，得出关于黑箱内部情况的推理，寻找、发现其内部的隐秩序，实现对其的预测和控制。而采用一般的多元统计计量分析手段来解决此类黑箱问题，往往会遇到选择哪一种形式的拟合模型建立回归分析的难题（当内生变量超过三维时，将无法绘制数据分布的散点图。因此，在观察不到数据分布规律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只好应用多元线性统计分析。但许多数据分布都是非线性的并带有很强的波动性，这就导致了解决此类问题的多元线性模型拟合优度一般都很低，解释力不够强。）
2.2 城市居民的不同群体支付意愿差异可能会很大
在支付意愿的调查过程中，要求进行大量数据信息的调查和收集。由于受到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以及敏感人群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居民对于雾霾污染危害性的认知和支付能力会有很大差别。以居民的收入水平为例，相对贫困的阶层，尽管知道雾霾污染对人体有害，但由于支付能力的问题，可能不会去商店购买任何的防护用品；而对于那些相对富裕阶层的人群，在知晓雾霾污染的危害性的情况下，可能至少去商店买个口罩做个简单的预防，也可能有人愿意出钱买防毒面具或购买较为昂贵的空气净化器（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2.3基于雾霾污染的医疗费用核算问题
污染导致医疗费用的核算，一般采用的是疾病成本法，见公式（1）和人力资本法，
见公式（2）
（1）
其中，Ie――由于环境质量变化所导致的疾病损失成本；Le――第i类人由于生病不能工作所带来的平均工资损失；Me――第i类人的医疗费用（包括门诊费、医药费、治疗费、检查费等）。
（2）
其中，V――收入损失折现值；Pt+i――年龄为t的人活到t+i岁的概率；Et+i――在年龄为t+i时的预期收入； is――折现率；T――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退休的年龄。
尽管采用公式（1）、（2）能够进行一些定量的计算，但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4，5]。
（1）无法评估那些没有生产能力或不参加生产活动人的损害。对于那些诸如儿童、家庭妇女以及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等无工作的人群而言，公式（1）无法估计其工资损失。
（2）引发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公式（2）隐含的推论是人的生命价值等于其创造的价值。按照这种理论，就会得出富人的生命要比穷人更有价值、富国居民的生命要比穷国居民更有价值的结论。
3.应对雾霾污染造成的消费支出思考
3.1 居民角度
严重的雾霾污染给城市居民带来的消费支出是毋容置疑的。比起农村居民，由于没有土地等不动产作为支撑，城市居民在承受雾霾污染时可能更容易因病致贫。面对客观存在的雾霾污染，城市居民应当具备一定的消费心理准备。在雾霾污染短期内不能得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为了消除和减少雾霾污染的危害合理的支出一些资金来购买防霾产品，如空气净化器，防霾口罩等还是必要的。而对于雾霾污染使得居民增加的清洁费用和医疗费用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的居民而言，更应当考虑这些费用的增加对今后生活的影响。
3.2 厂商角度
对于制造和销售防霾产品的企业来说，居民的消费变化应该对他们带来相应的启示。温德尔・史密斯（Wendell R.Smith） [6]于1956年提出市场细分的概念，即按照消费者欲望与需求把因规模过大导致企业难以服务的总体市场划分成若干具有共同特征的子市场，处于同一细分市场的消费群被称为目标消费群。供应商应当根据地理因素、人口统计因素、心理因素、行为因素等做好市场细分，才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推出更多更适合广大消费者的雾霾防护产品，如市场上先后出现了适合爱美女性的防霾护肤品，儿童及孕妇专用的防霾口罩，为信中医的人群开发的防霾中药等，为长期办公者研发的空气净化器，都体现了厂商对其产品的细分。同时，商品供应者应当遵纪守法，避免生产有损消费者权益的商品。
另外，现阶段防霾产品市场处于无序竞争状态，产品良莠不齐现象比较严重，缺乏统一标准，比如空气净化器，除了价格较高的飞利浦等国外品牌，中国自主品牌较少，且往往价格比较低廉，质量通常不高，中国国产品牌还远远没有发挥出优势。像防霾口罩，护肤品，甚至中药、保健品等更是频频被查封和被媒体曝光无效甚至对人体具有伤害性，坑害消费者事件屡屡发生。中国厂商应当树立品牌意识，为企业做好长远发展的打算，在消费者心中形成对其有利的形象认知。
3.3 政府角度
由于雾霾污染的特殊性，很难找到雾霾的直接责任者，低收入群体在遭受到水污染损害后，往往得不到任何应有的补偿。由于他们受到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文化程度、专业知识、精力和能力的制约，很难通过法律手段维权。由于得不到必要的损害补偿，使得这部分人群的生活质量下滑严重，威胁到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总体偏高（2012年回落到0.474，仍高于国际警戒水平）的情况下，雾霾污染甚至可能成为导火索，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更大，其结果是竞争博弈均衡点远离了帕累托最优状态，社会福祉降低，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政府针对雾霾现象，首先要从源头上查出雾霾的产生的原因，并对污染源进行控制，使其停止侵害，并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对于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政府应当对其进行适当补贴。另外，政府应当针对雾霾现象从税收角度解决问题。我国现阶段的税收重点仍放在流转税上，现阶段应适度加大能源环境税的比重，通过税收政策的变化限制企业的排污行为。根据庇古的资源配置最优论，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是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一个行业的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时，国家可以通过补助金政策扩大这个行业的生产。政府对承受雾霾污染的行业的员工进行补贴有利于维持社会总体福利，关乎社会的稳定。
同时，为了更加有效的对雾霾受害者进行补贴，可以引入商业保险制度，对一些与雾霾与直接关联单位的员工进行政府责任商业保险，即政府为与雾霾相关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提供补贴（补贴规定专门用于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以因其职业原因，易受影响的工作人员作为受益人，以保障其在受到健康损害后可以有足够的资金就医。从企业角度来说，合理的补偿机制能够有效地解决了雾霾污染后的赔偿问题，一方面解决了工业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雾霾受害者进行赔偿，也恢复了污染企业在当地的名誉，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条件。除了工业企业，保险公司也因为污染受害者的投保而有一定的收益。从政府角度来说，合理补偿机制的实施，有效地降低了政府预算，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使得政府能够节省下来更多财政资金来扶植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缓解了企业、政府和污染受害者三方的矛盾。当然，为了保护低收入群体的环境权益，也有必要发挥新闻媒体和第三部门的作用，让更多的人关注雾霾污染事件对弱势群体产生的影响。也应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使低收入群体了解到国家的环境政策，增强其自身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帮助村民行使针对水污染的知情权、监督权和针对赔偿事宜的参与权、表达权，通过合理、合法、有效的途径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害。
参考文献：
[1]韩元佳.网友为雾霾买单8.7亿[N].北京晨报，2013-12-13（1）
[2]Chen Y，Ebenstein A，Greenstone M，Li H.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sustained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on life expectancy from China's Huai River policy[J]. Proc Natl Acad Sci .2013，110（32）： 12936-41. doi： 10.1073
[3]王伟光，郑国光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马中.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李开孟.环境影响货币量化分析的疾病成本、人力资本和机会成本法[J].中国工程咨询，2008（6）：58-61
[6]Wedel， Michel and Wagner A. Kamakura （2000）. Market Segmentation：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Amsterdam： klu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