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族群的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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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生产方式构成三种文化
七八千年前，广大的中国地区，已经有很多此前所说的“现代人类”的后代，分散在各处，从旧石器时代简单的生活，进入生产食物的阶段。
当时的湖南、江西地区，湖泊非常密集，几乎类似内海，在湖边沼泽地带，东方的人类第一次发展了水稻的耕作；从九千年前开始，经过一两千年，水稻耕作的技术，已经扩散到广大的地区。南边沿海有浙江河姆渡文化，有村落、有水井、有船只，他们已经充分知道，怎么样利用水资源，作为维生之用。在北面，稻米种植的文化也扩散到汉水流域，甚至于汉水上游的汉中，也已经有水稻耕作。在中国长江下游一带，今天所谓长江三角洲地区，逐渐发展了以湖熟文化为标准的许多种植水稻的村落。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考古学家根据中国家牛的骨骼化石，重建了东亚黄牛的谱系：离现在一万年前左右，黄牛第一次驯养为家畜。这一份数据，表明除了耕种以外，还有牧养文化的出现。这是将食物来源，从采集渔猎，转变为人类自己可以控制的食物生产。经过两千年左右的时间，牛和羊普遍成为中国北方的常用食物。
也是七八千年前，太行山东边，延伸到渤海冲积平原的山坡地，人类发展了黍稷（小米）种植，很快就扩散到四处，中纬度的中国北方，小米的耕作成为最普遍的农业。
这三种生产的方式，构成了三种形态的文化。水稻的生产，必须要有可靠的水源，又必须能避免水灾，于是，村落的形态是在离水面比较高的平地上，或者是在平地上挖掘水塘与水沟的灌溉系统。村落的自卫设施，也常以一层层的沟渠为主。小米耕作的地方，也是一样不能离水太远，可是也不能离水太近，以在河流的二道原最为常见。牛羊的牧养，必须要在水草丰美之处，又有树林，作为牛、羊过冬之处。这一类的村落，大概就在向阳的山坡地或者山谷。
各种不同的地形，与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是发展各种不同地方文化的条件。同一类的生产形态，决定了他们基本的文化面貌。共享同类文化的人类，就会发展一定的归属感。于是，人类族群的分野，往往并不是以血统为基本要件，而是以生活方式，当作认同的文化基因。
上面所说的三种生产形态，在古代也确定了他们的族属的分类。例如，牧养文化的人群，常常会带着牧犬，在原野上照顾牛羊；在晚上，他们篝火围居，于是，他们被称为“狄”，就是带着狗在火边上围坐的人群。挟带长弓的渔猎族群，被称为“夷”。种植小米的人群，往往有刀耕火种的习惯，也就是焚烧树林，在林木的灰烬上种植粮食。这些人，就可能被称为“烈山氏”，或者“神农”，或者“后稷之后”。后世“周人”的“周”字，则是田野的象形。
生活共同体的规模化
在离现在六七千年，中国各处的农业村落，都已经有相当规模，星罗棋布，分散在各处。他们往往也结集成为更大的共同体，有防御聚落的城墙，有统治阶层居住的大屋，也有生产的分工。当然，也因为社会的分化，才出现贵贱的区别。农业累积的粮食，已经超过日常需要。陕西华县横阵村，有一些家猫的骨骼出土，考古学家从这些家猫的食物中发现，它们已经是人类为了防止鼠类而培育的家猫。
相当具有规模的生活共同体，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发展一些仪式性和宗教性的事物。在东北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就有大型的酋长墓葬和祭坛，也有女神庙供奉以母亲形象出现的女神。红山文化拥有雕刻极为精美的玉器，玉材取自远方，雕工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这些现象，都说明了红山文化居民，拥有复杂的政治组织，也能够耗费不少的人力和物力，维持这一个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存在。
在南方，浙江的良渚文化，有许多人造的土山，山上有祭坛，山边有统治阶层的墓葬。良渚的玉器，绝大部分是宗教性的玉琮，如何切割大块的玉石，成为一个外方内圆的筒状物，就不是简单的工作。玉琮上往往又有雕刻的花纹，花纹的细致，接近今天的微雕。
东海岸的山东半岛，也在离现在五六千年，出现了大汶口文化。这个文化的特征，是村落规模庞大，墓葬内容丰富，出土的陶器中，除了家用的一般器用以外，还有以高火候焙烧的黑陶，陶片极为精致，薄如蛋壳；单单以制作这种陶器而论，大汶口文化的工艺水平，远超过了新石器一般的烧陶技术。大汶口文化还出现若干刻在陶器上的刻符，已经不是符号，而是代表一定意义的文字了。
在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之间，种植水稻为主的古代文化，也具有同样的规模和水平。以石家河文化为例，有一个遗址，似乎是中心城市，占地广大，有城墙围绕，而在其附近，有十个左右的卫星城聚落。石家河文化的玉器，雕刻细致，形象传神，其水平不亚于良渚和红山文化的玉件。
新的族群归属形成
“现代人类”离开非洲以后，在五六万年前，分批进入欧亚大陆，那些进入中国地区的人群，有一批是沿着太平洋海岸北上；另一批则是沿着东南亚和印度洋交界处，北上之后，有一部分折向西方，有一部分折向东方。而从中亚进入北方的人群，也有一部分在高纬度的高原上，往东分布。细分而言，应当有沿海族群，北方高原族群和大平原上的族群，以及中部湖泊河流地区的族群，各自有其血统传承的特色。
新石器文化前期几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到他们发展的巅峰时，具有广大的领域，有相当高度的文明，他们必然分别在自己的地区，对四周围的邻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甚至于控制力。这个大的文化体，也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归属和认同感，将一个地区的人类，又集合为某种特定的民族。这一种发展过程，会抹去各处原来不同族群的差异，而自认为同类；同样的，本来是同一族群的分支，在面对强大文化圈的引力和压力下，那些原来是同族的群体，却分别被吸入不同的文化圈内。这种分分合合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出现。
文化体的起伏与人口迁移
离现在四五千年之前，东亚地区，甚至于整个北半球，经历了长期的干寒。仔细地划分，又可以划出三个寒冷的巅峰。这几个时期，水分减少，植被完全改变，温带植物的生长线南移。从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和最近陕北神木发现的石峁文化，反映了北方草原民族南移，以及草原边缘上农耕民族的筑城自卫。有些靠近北方高原的农耕文化，在这一个时期，则转变为牧养文化。这一些变化，面对冲击最大的地方，是在今天内蒙古和甘、陕、晋、冀：沿着这条线，农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经历了剧烈的生态变化和相应的族群冲突。一些中国历史上的传说，也许可以理解为浓缩的集体记忆。我们必须注意到，传说中的族群之中，除了黄帝以外，都是在渤海冲积平原四周围的族群：炎帝族是农业民族，所谓“神农”；颛顼一族是制定农耕历法的族群，太昊、少昊都是以鸟类作为图腾的太阳神崇拜者。这些族群，其实就是种植小米的那些发展黍稷农业的农人，与靠近东海岸上，牧养和农耕兼具的生产者。胜利者黄帝族群的特征，则是“以师兵为营卫”，显然是一个战斗的族群。
相应于寒冷时代的来临，距今大约四千年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世袭的朝代，夏后氏的夏代。那时，离现在四千年左右，前面几段所说的红山、大汶口、良渚几个文化，都忽然衰退。红山文化让位给东北地区的一些区域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巨大村落，忽然人口减少，出土的文物，相对于黑陶的精致，都比较粗糙。良渚文化高大的人工土山，退化成为江南土墩墓旁边的土墩；那些精美的玉器也都不见了。在东方海岸，本来辉煌的文化，有如此巨大的退化，似乎就是因为气候的关系，海岸线改变，生产力减低。
另外一方面，在中国东海岸几个强势文化衰退的时候，人口可能会外移。至少从福建、广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看，遗址的数量增加了，而且文化内容也有相当的改变；也许正是因为良渚、大汶口的衰落，人口陆续南移，引起了后世所谓百越文化的逐渐兴起。
相对而言，黄河中游的庙底沟文化二期，在东方几个古文化败坏的时候，中原却是一枝独秀，取得领导地位。夏后氏代表的夏文化，应当就是在这一个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这些文化体的起伏，意味着相当数量的人口在迁移。
因此，就以新石器时代的中国而论，至少有数次族群的大混合。从这一个观点上说，族群的认同和归属，其由于文化的影响可能不亚于血统本身的因素，甚至于更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