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的八种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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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型

这是被最多人所熟知的一类，在此不再赘述。正是一批在互联网热潮期间回来的人，催生了“海归”这个称呼。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在这个崇尚财富的时代，他们的努力依然受到尊敬。

分居型

A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的留学生，夫人、孩子相继出国，全家都拿到了美国绿卡。几年前，他选择了孤身回国。现在，他在上海宝山的一家美资物流公司任高管，而夫人仍然在美国，一边工作，一边照看正在读书的女儿。和普通人相比，他的收入很高，但他忍受的是与家人两地分居的痛苦，只在圣诞节的时候飞回美国与妻女团聚。

候鸟型

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的留学生，B教授与夫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要多一点。他现在美国一家知名的公立大学任教，同时又被上海的一所重点高校聘请，兼职授课。一年几个月在美国，还有几个月在上海。

他也考虑过结束候鸟般飞来飞去的生活，留在上海，但他的夫人想继续在美国高校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使他迟迟下不了决心。不过，据说他夫人不久将有机会到香港工作，到时候一个人在香港，一个人在上海，也许比现在要更近一点。

回派型

比起80年代的留学生，90年代的留学生的生活似乎更单纯一些，留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获取奖学金的机会，决定是否回来的时候也不用太多考虑家庭问题，因为他们根本还没有机会考虑这个问题。

C先生的运气不错，90年代到纽约读MBA，毕业后被一家跨国公司的当地机构录用，后被派回国内，负责该公司在中国业务的发展。在别人看来，他也算是志得意满。

不过，由于总公司的战略调整，公司在华业务的指导思想最近从扩张变成了保守，C先生私底下也有了跳槽的想法，另一个让别人替他费心的是婚姻问题，毕竟三十好几了。

义无反顾型

和C先生比起来，D先生的回归更显得义无反顾。去年在获得美国MBA证书后，他即刻收拾行李回到国内。

但这种义无反顾多少让他吃了点苦头。国内的就业形势并非如他想像的那样红火。他的第一站是北京，出国前他曾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没有什么收获，后来又到上海，同样没有满意的工作，待了几个月，打点行李又去了北京。现在的工作仍然不能让他满意，但他能做的只是骑驴找马，等待更好的机会了。

在职培训型

比起D先生来，E先生的回归顺理成章。出国前，他在一家国营单位工作，小有成绩，并被列为梯队培养对象。后来他申请了英国的一所学校读硕士，单位出于培养的考虑，替他报销了在英国一年的学习费用，也算是公派留学了，夫人也有机会去英国陪读。

这一年中，原单位人事调整频繁，他担心回来后没了自己的位置，也曾考虑过另谋高就，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原单位。单位内部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E先生似乎没有把自己归为“海归”一派，对他而言，一年的海外学习，几乎就等同于在国内某地的在职培训。

半路回家型

大部分“海归”至少也要等到学业结束才会回国，但越来越多的人读到一半就回来了。

F小姐两年前技术移民加拿大，她拿政府补贴进学校学习，计划在加拿大读几年书后再考虑是否回来。但去年底，有家猎头公司为她提供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而她也忍受不了加拿大的了无生气，于是就提前回来了。现在，她在上海徐家汇的一栋办公楼里上班，朝九晚六，薪水不错，工作不是太忙，公司离家又近。

打尖型

G小姐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学没毕业就去了英国。去年，本科学业尚未读完，听说上海很热闹，就申请延期毕业，飞回上海，进了位于南京西路上的一家香港公司实习。她给自己定的实习期限是一年，今年10月仍要回英国继续读书。上海之行让她发现，身边的人实在都非常了不得，都是硕士以上，而且都会两国以上的文字。这促使她进了上海的法语培训中心，她希望大学毕业后能继续到法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