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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坛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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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浙江乌镇举办中国乌镇戏剧节,以“东方情怀,西方表述”著称的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携大戏《铁轨之舞》前来参加。这里记述的是他和其他华裔美国作家演绎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往事。

贯穿纽约曼哈顿的百老汇大道,是美国话剧和音乐剧演出的圣地。每年进入秋冬季节,40个有500座位及以上的百老汇剧院和70多个100座位至499座位的外百老汇剧院,便迎来演出高潮。

百老汇不仅纷纷上演新作,而且还上演经过见多识广、言辞犀利、标准苛刻的媒体批评家考验的经典旧作。2012年上演的经典旧作中,包括了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的话剧《金童》。这部作品于1996年在外百老汇“签名剧院”首演,次年荣获外百老汇的奥比奖。该剧经修改后于1998年又在百老汇首演,获得了当年美国戏剧界最高荣誉奖托尼奖的最佳话剧奖提名。

《金童》讲述了黄哲伦9岁时听外祖母告诉他的关于外曾祖父的故事:一个中国人在海外经商成功,三年后带着西方新观念回家。他不仅试图皈依基督教,而且还想实行一夫一妻制,由此引发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妻妾之间的巨大冲突。三个妻子中的两个将面临被休的结果,究竟谁将出局,引发悬念、冲突和悲剧。

出生于1957年的黄哲伦生来就有中国背景和中国故事。中国对于黄哲伦来说,曾经显得遥远、陌生和多余。他出生在洛杉矶的一个移民家庭。让他想成为剧作家的最初动机之一,是因为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亚裔形象让他感觉很不舒服。

黄哲伦一直认为自己是亚裔美国人,但是家庭的中国情怀、中国故事、中国背景却自然而然成了他写作的核心内容。1979年,黄哲伦大学尚未毕业就创作了第一部话剧《新移民》。次年,他的这部处女作荣获外百老汇的奥比奖。接下来的两部戏,依然是以中国人的故事为主题。后来这三部作品被称为“华人美国三部曲”。

1986年,他写了话剧《富贵关系》,以他自己家庭为原型,却把所有家庭成员变成了白人。黄哲伦这次试图脱离中国人中国故事的重新定位被证明是错位。这部话剧在试演期就招来恶评如潮,没等正式首映就永远落幕了。

黄哲伦重新回到中国人中国故事的轨道上来。1988年,他的《蝴蝶君》在百老汇上演。从1988年3月13日试演到1990年1月27日演出落幕,这部话剧总共上演了777场,获得了三个托尼奖,并获得普利策奖提名。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作品。

能够在百老汇和外百老汇剧院上演作品,是每一个剧作家的梦想,也是衡量剧作家成功与否的标准。黄哲伦长期活跃在外百老汇和百老汇,自1979年以来,黄哲伦已经写过21个话剧剧本,10个音乐歌舞剧剧本,参与剧本写作、制作拍摄或演出的有10部电视剧和电影。他是最为成功的华裔美国剧作家。

真正让黄哲伦开始认识中国、认识到自己血液和灵魂中祖传的中国情怀的,是他的两次中国之行。1993年第一次中国之行,因为文化差异,黄哲伦没有留下太多印象。后来,他父亲对中国的看法有了根本变化,从而影响了他。黄哲伦回忆他父亲时说:“他说自己从来没想到能活着看到人们尊重和仰视中国的这一天。”

2005年第二次访问中国,黄哲伦参观、讲学,讲的都是戏剧。他发现周围的人自然而然地将他认作同出一个根的中国人。黄哲伦回忆说:“他们把我看成中国人,这让我很高兴。我是海外中国人,但我也是中国人。”这个时候他已经将自己视为中国人,完成了对自己根的认同。

在美国擅长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移民故事的高手,大多是华裔美国作家。在美国享有文学名声的中国作家,比如20世纪的林语堂和张爱玲,到如今的莫言等,都是讲中国故事的高手。这些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故事,都有自己的中国背景。

在黄哲伦之前,已经有不少华裔美国作家用英语创作,并在美国文坛获得认可。水仙花(1865-1914),公认的北美亚裔文学的先驱,她虽然只有一半中国血统,却塑造出充满人性的华人形象,真实展示了一个被美国主流作家忽略并歪曲了的华裔生存世界,成为“失语”的华人群体的代言人。雷霆超(1915-1970),他的小说《吃碗茶》被认为是真实再现20世纪40年代的华裔美国社群、最具有“亚裔感性”的经典之作,出版于1961年,1979年再版。黎锦扬(1917-2002),是二战后最早以中国人题材撰写小说的华人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花鼓歌》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且被改编为百老汇音乐剧及电影。黄玉雪(1922-2006),1950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五姑娘》,描述了她作为亚裔美国人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描述在美国保持中国传统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内心冲突。

大体与黄哲伦同时代的,有汤婷婷(出生于1940年)、谭恩美(出生于1952年)、哈金(出生于1956年)等人。汤婷婷的代表作有《女勇士》和《中国佬》,在美国颇有影响。她获得过众多大奖,《剑桥美国文学史》对她有专门研究。谭恩美根据外婆和母亲的经历,写成了小说《喜福会》。该书于1989年出版,大获成功,连续40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销量达到500万册,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等一系列文学大奖,还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创下了极高的票房。哈金在1999年以《等待》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2005年的中国访问,让黄哲伦发现了一个绝好的中国题材。他在上海现代艺术中心看到了一块让他啼笑皆非的中英文标识牌,《中式英语》由此诞生。他后来自我评说:“写《中式英语》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我小时候人们觉得中国贫穷落后,现在人们觉得中国太有钱、太强大了。这两种印象其实都不一定是准确的。我需要通过写作寻找自己对她的认识。”

写完《中式英语》,黄哲伦对自己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觉得这也许与他在华人家庭长大,从小耳濡目染有关系。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深刻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比自己认为的要多得多。他说:“写这部戏,让我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当了一回中国剧作家。”

黄哲伦以及其他华裔美国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他们都以中国人和中国故事而成名于美国文坛。这反映了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要素:必须写出从未讲过的故事,有新鲜感的故事,才能吸引读者。这些作家的根在中国,有与生俱来的中国故事中国背景。他们写的故事的题材、内容、风格都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烙印。这一独特性是其他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无法比拟的。从这个角度讲,这些华裔美国作家被人注目,得益于他们的中国背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跻身美国文坛,并有上佳表现,这表明文化交流在世界范围内多层次地展开,中国文化正在被其他国家的读者更多了解,中国文化正在受到世界的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