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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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仍是一座充满经济活力的城市。经济正在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预计2011年增长率约为5%，人均GDP将达45600美元。但是，谈及香港经济前途，不少普通市民和学者流露出迷茫甚至焦虑，但又不能立刻找到出路。

模糊的定位

香港的经济定位以前以伦敦、纽约为目标，发展高附加值、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和中间服务，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在伦敦，不能支付高昂生活成本的低收入者可以退出，香港人能退到哪里？穷人给富人让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也很难实行。

谈到高附加值，除了金融业，还有什么？律师、会计和其他专业服务，这些业务香港都在做，也得益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但是，服务业开放也有一定难度，因为牵涉WTO协议。这对香港企业基本无利：按WTO协议进来的企业规模都很大，香港中小企业难以与之竞争。

再谈高科技，香港能否搞得过内地？许多人会问，香港高工资、生产成本高，怎么支持制造业？这是误解。如果内地生产成本便宜，那就可以香港研发，内地生产。问题是这需要前端有很大投资，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并有这种相应的风险投资公司才行。香港回归后建立了创新委员会，由当时的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领导，但说得多做得少，并不成功。后来，香港不谈科技产业了，转谈创意产业，似乎不要什么投资，只要有个好想法即可，但是，在香港教育和文化里，创意是短板，连电影业都在走下坡路。

官员们常说，香港有四大支柱行业、六大重点行业。其实，十个行业中能做好五六个已经很不错了。一谈到投资，大家就胆子小，不愿意承担风险。用香港话说，这是“刀子锯大树”，一个小刀在大树边锯一锯，就想让它倒下来。在这些方面，香港与新加坡、与内地城市都不能比。

现状就是无论在哪个方面，香港都没有决心，而且“中心”太多。回归后有个说法，除了金融中心，香港还要有鲜花、红酒、服务、航运、制造控制、服装和旅游等中心。当时香港的一个商界机构，委托学者和实业界人士，分了十几个小组，都分头研究香港应该做什么，能达到中心地位的就优先安排。结论结果是十几个都重要，那就共同支持，资源有限，共同支持就等于没有支持，这种局面到现在也没有明显改观。资源过度分散，变成利益分配，没有取舍，这是最致命的地方。

有人提过，香港要学瑞士。但是，瑞士是一个小国，其制造业有一定能力，金融和酒店服务也很发达，已经树立了几个优势品牌。如将香港看做一个小型经济体，要走瑞士道路，就必须选定几方面并大力投资。

在金融行业方面，香港政府做得不少，问题是金融业可以养活全香港吗？金融业需要的人才，香港无法全部提供，需要培养、引进，对于原来的人才，肯定也要考虑他们的生计。如果香港金融业比重过大，就会有波动和稳定性问题。这一点香港是有深刻记忆的。所以，金融以外必须有其他行业。

香港、上海之争

作为金融中心，香港是有底子的。不过，有人担心这个位子也会失去。按中央政府规划，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那么，香港怎么办？尽管中央官员不断安抚，但从金融史和现实来看，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就现实而言，香港走在上海前面，但是，上海进步很快，如果香港被追上了，自己还不知情，那就太晚了。所以，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还能维持，但必须提高实力。香港特区政府也有不少规划，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即是其一，实质是把金融中心的内容扩大，提供新产品、新服务。

有人认为，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人民币没有实现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如果有朝一日实现了完全可兑换，香港就没戏唱了。这种说法完全是误解：人民币果真自由兑换，自由进出，那上海能办的业务，香港也能有；不自由兑换的话，香港才没有。香港股票用人民币定价，就只剩下供需问题，供应者是谁也无所谓，把港币变成人民币就可以了。

关于人民币离岸中心，现在谈的人不少，但事实上谁都没有深入研究，谁都不清楚究竟怎么推进。人民币业务量能做到多大，都是各自在估算。也许其发展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会快一点，但是，中央和港府有什么配套政策？中央政府对它的发展速度有没有控制？以QDII为例，让多少钱从内地跑到香港做投资，即所谓北水南调，是香港很多投资者期盼的，不过，QDII的钱既然可以来香港，那就也可以到欧洲、到美国，香港抓得住吗？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尝试还会不断推进，不过，中央对此会有所限制，会有一个过程。如果没有问题，额度就可以增大一点，直至基本放开。也可能会留条后路，一旦出事就立刻关门，保障国家安全。在这方面，香港的想法同中央的想法不一定吻合，中央要考虑到整个国家安全。香港必须说服中央不用担心，有乱子也能镇得住。

香港和上海，为什么中央会更重视上海？我认为就是可控性。金融方面出了乱子，中央政府就能把上海控制起来，因为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中国企业；香港则不同，上市公司多数是美国或者欧洲企业。

但是，香港也可以补救，让更多内地企业到香港来。遇到紧急情况，一个命令就管得住。

香港的明天会更美好吗？

香港的问题并不表现在特定的某个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政治是死穴。香港现在的政治制度只能引发立法和行政内耗，有权的没票，有票的没权，这是最基本的矛盾。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香港政府经典的说法是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意思是：“我要干预就积极干预，我不干预就什么都不管。” 事实上就算市民有决心，官员也要有能量。有人说，香港需要的是积极进取的、有企业家精神的官员。

韩琳根据《中国改革》、《经济学人》综合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