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印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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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之前连载的文章中，谈到拓本的年代，特别是唐拓、宋拓，前面总是要加上“所谓的”三个字，因为没有多少坚实的证据，可以给一件八百年前的拓本建立一个明确的时间、空间坐标。专家言之凿凿的传世“某字不损本”为唐为宋，其依据往往只是有限的文献，甚至仅仅是通过经验的大致判断。但这也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由于纸质的难以保存，我们几乎没有在出土文物中发现过拓本之类的资料，来进行资料排序。

凡事总有例外，上世纪初敦煌石室中被发现五代之前的几个拓本，如之前谈过的《化度寺》，在学界已经算是石破天惊，但仍然是个孤例，直到七十多年后，总算在别的地方有了新发现：

去过西安碑林的人在从正门进入碑室之前，一定会看到在碑亭里一座高近6米的石柱碑，这就是唐玄宗的隶书《石台孝经》。所谓石柱碑，实际是由四面碑合成，中心的部分是四节方石叠成的石柱。上世纪后期，由于地基局部下沉，碑身已经向西南倾斜。1973年8月陕西省文管会开始对碑进行整修，结果整修的时候，分别在碑身背面与中心石柱连接处以及中心石柱的卯眼内发现了纸质文物。这些纸质文物包括：女真文书残叶、《东方朔盗桃》版画、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的整拓片和汉字残条4片，其中一条“时为殿中正至三”来自《颜氏家庙碑》，可惜只有这几个字。根据它们的存放位置和同时发现的宋、金铜钱综合判断，情况很可能是这样：金正隆五年（公元1160年）关中地震致使《石台孝经》碑石遭破坏，修整复立的时候放入了这些纸张，目的是位置微调和减震缓冲，时间下限应该在金大定二十年（公元1181年）之前。此次修整是有效的，之后将近八百年，即使是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强度为8至8.3级，烈度为11度的关中大地震，没有使碑再经过大的破坏。

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的整拓片，发现时紧夹在北面碑背面中部与中心石柱连接处（见图1）。折叠方整，部分受潮霉烂，致使残损了210个字，但其它部分保持了原来的形态：拓本尺寸为216.5×96cm，根据《文物》上的发掘简报，“是用二尺见方的白麻纸拼凑贴成”；拓墨较重，拓后纸面涂蜡，防止字口伸缩，“字口起伏如新拓” ；同时它也是碑石未断时所拓，拓工的技术平平，在当时也属于行活，不然不会拿来垫碑，但重要的是，比它拓得好、拓得早的宋拓善本都是剪裱本，八百年前的整拓本，这还是第一次发现。（见图2）

还需要澄清一点：简报按照时间，称其为“南宋拓本”，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汉族中心主义”，因为西安当时是金国的辖区，就像即使当时南宋向金称臣，现在的满族人也不能把岳飞说成是金人一样，你也不能把金国子民（尽管极大的可能是汉人）做的拓本标为“南宋”。但是叫“金拓本”也让人不习惯，还容易误会，所以只能含糊其辞。

在出版方面，1980年文物出版社也做了个创举：以宣纸珂罗版整幅影印了这个拓本。不过不是一张整纸印成的，而是由几十张8开大小小珂罗版纸仔细拼接起来，装裱成立轴，外套锦函，少量发行。在当时的技术下，已经属于难能可贵，现在也是奇货可居。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翻印过这个整拓，可惜印刷质量下降，而且尺寸缩小。

关于长安弘福寺僧怀仁花二十多年时间和精力，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优秀事迹，老生常谈，我不想说的太多，西安碑林原碑的情况也只请大家看没有罩玻璃之前的图片（见图3）。只强调一点：我们除了感谢怀仁，还要感谢提出修改意见的于志宁、来济等人，更要感谢把字模勒到碑石上的诸葛神力和刻字的朱静藏，这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建立的行书碑，客观上保留了王羲之书法的部分风貌，同时也助长了“集字创作”的书法风气，说它影响了整个行书的发展，也一点不过分。它的影响力只凭一点就可以体现出来：没有一块唐碑有这么多的宋拓本被保存至今，可见当时的流传数量。

下面根据拓本的早晚谈印本：

首先又是故事：1958年，朵云轩业务人员王壮弘来到茂名路张家花园处一户人家征集藏品，在一堆价值不大的拓片中翻出两张《集王圣教序》残页，王壮弘认为是宋拓，但主人已经将拓片拆散，用来垫东西派用场了。经过一连几天的翻箱倒柜，居然凑齐。最后两页，最说是在煤炉灶头旁边找了出来。这个明末张（字用之，山东胶州人）的藏本，有乾隆时文华殿大学士王际华题跋，王壮弘认定是传世拓本第一。经过重新装裱，一步登天，现在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珍品。

1981年《书法丛刊》第二辑，模模糊糊选印了六页，吊足人胃口。（见图4）1984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名帖自学选本”《唐集王圣教序记》，因为是普及的16开本，制版只好割裂原行字数，面目全非（见图5）。198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法书萃英”8开本原大影印，正式取名《传世最佳本集王圣教序》，后面附编辑王壮弘的长篇说明，总算是有了个像点样的印本，（见图6）印数是13000册。之后的印本只见过古吴轩出版社2001年“古今书法精粹”8开线装本《集王书圣教序》，在杭州萧山古籍印务有限公司印刷，细节较差（见图7）。印得最好的收入日本柳元书店出版史树青主编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6卷。这套书本世纪初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在大陆出版，运作不成功，一大套15本到现在未出全，其中就包括这一卷。

根据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国家博物馆还藏有一本沈曾植题跋本北宋拓，说是和张本差不多，屈居亚军，但是没有印本，以后再说。王书还说最早的拓本应该是王澍题跋里所说的山东新城王氏藏唐拓朱砂本，这就只是浮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