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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滞”与“资产胀”并存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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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任务是要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要改善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要提倡企业家精神,不能让投机主义过多地侵蚀财富的创造者;要通过改革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以需求带动供给。

8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月经济运行的数据。CPI和PPI仍然双双为负,其中CPI同比下降1.8%,PPI同比下降8.2%。(尽管有些学者坚持认为“CPI、PPI降幅的扩大是因为去年基数较高”,其实即使扣除7月份CPI受翘尾因素影响的-1.4%,比6月份-1.3%还是高出0.1个百分点。而PPI自去年8月以来同比增幅已是连续11个月持续下降。)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9.4%,前7个月累计贸易顺差1074.9亿美元,同比减少12.4%。与此同时,中国70个大中城市7月房价同比上涨1.0%。今年以来,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已连续5个月上涨。

从经济运行的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资产价格,比如房价上涨势头依旧不减,在天量流动性的支撑下,尽管房价泡沫显现,却仍坚挺。另一方面,从PPI、贸易顺差等数据的同比下降,结合微观经济领域的现实情况,比如商业地产租金和工业用电量的下降,均可以看出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远未去除。“实体滞”与“资产胀”并存,是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

当前的经济形势,总体上已呈现复苏迹象,回暖信号开始明显,全年经济增长“保8”目标已经具备了坚实基础。但是,复苏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上半年GDP较去年同期增长7.1%,主要还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当下“实体滞”与“资本胀”问题的凸显,也意味着现实经济领域还有很多难题待解,光靠政府放松银根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无法完全解决问题。

“实体滞”与“资产胀”并存,究其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从制造业的情况看,多数行业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且过剩产能很难在短期内消化。而在中央为“保增长”,强调“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具体的经济实践往往容易突破“适度”的束缚,商业银行贷款迅速扩张,天量资金没能有效进入实体经济当中,而是大量的涌入楼市与股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魏加宁近日告诫:根据他的测算,今年上半年有20%左右约1.16万亿元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30%左右约1.7万亿元的信贷资金流入了票据市场,推动金融泡沫的形成,同时也推高房地产价格。股市前一段时间的表现,已经呈现出“疯狂”的意味,而楼市住宅价格一路攀升,让人惊叹。今年以来超额发放的5.8万亿元银行贷款,再次被房地产业及金融套利集团扭转了方向。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那么泡沫的破灭是必然的结果。而这种虚高的资产泡沫的破灭,又将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再次重创实体经济。

一个经济体要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建设高效率的金融资本市场,并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业要始终围绕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保持相对稳定的杠杆水平,这是中国金融业能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同时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模式还有待改进。比如,中国银行业在此轮信贷扩张中的表现,揭示了银行同质化竞争,盈利主要依赖信贷收入,缺乏创新能力等问题,以及风险管理、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的漏洞,表明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待提高,继续深化金融业改革仍然十分迫切。同时,在中国银行业主导社会资金配置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受到银行业微观行为的局限,因此货币调控也应关注结构优化、资产泡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确保金融稳定运行。尽管多数人认为此次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创新过度造成的,但还是可以肯定地说,当前中国的金融创新还是相对落后。最直接的例证就是,目前一些真实融资需求还无法得到满足,中小企业、三农融资难问题尚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与银行的产品创新不到位,风险管理能力不强有关。因此,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在现阶段,结合不同区域和行业实际,重点开展与存款业务相关的,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产品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实体经济的“滞”和“冷”,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国民经济的根本基础还在于实体经济的繁荣与健康。而目前这样一种经济困局的形成,并非单单某一个政策作用的结果,而是历史与现实交汇的产物。如同货币政策部门对于货币政策力度的把握,需要左右平衡,难免吃力一样,提振实体经济,亦有相当的难度。究其原因,是在这并不孤立的经济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体制与环境等多种因素。历史经验表明,优秀的大企业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和主要标志,而大企业的崛起是要有国家战略的。日本在战后不到30年的时间内,从战败国迅速成为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强国,靠的就是“索尼”、“东芝”、“日立”等企业发起的“日本冲击波”。日本大企业崛起也经历了阵痛期,但最后终于以财团模式走出了困境。国企作为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集中了资源、技术等得天独厚的优势,注定将在中国崛起中扮演重要角色。改革开放30年来,国企进步非凡,在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并已有30多家进入《金融时报》全球500强排行榜(2009年)。但是中国国企整体上看来仍然缺乏效率,观念守旧、监管不严、研发不力,与名列各产业领域前茅的那些跨国公司相比,还落后一段距离。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和世界强国差距的真实写照。因此,国企改革的成败并非简单的经济政策,而是关乎国家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比如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一是通钢重组引发冲突,总经理被围致死;二是中石化原总经理因受贿额巨大被判死缓。这两起事件虽然性质不同,却反映了国企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多年来并没有根本解决。这两起事件是国企改革艰难性的缩影,凸显了国企改革的敏感和紧迫。国企的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每一个国企的改革又都有可能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铁饭碗与效率现在仍无法有机结合在一起。因此,国企改革需要国家通过更有效的措施来加强监管,需要政府运用更多的手段,在社会保障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充分的支持,也需要整个社会的理解。必须从中国崛起的高度认识国企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尽快制订出国企改革大战略。国企改革成功,就会带动整个实体经济快速向好。国企的问题解决不了,实体经济复苏的速度和质量就都会有问题。无论是长远的中国崛起,还是眼前的经济复苏,国企的责任都十分重大。这是从系统的角度,大的逻辑来思考,即解决当今中国经济中的种种难题,最终确实都要落实到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深化体制改革等核心命题上。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之上,看眼下的任务,恐怕要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而不能总在资产领域里打转转;要大力改善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打破行政垄断,取消审批机制,减轻税负等;要大力提倡企业家精神,不能让投机主义过多地侵蚀财富的创造者;要通过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以需求带动供给。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这是现实,也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会改变的趋势。显然,当前实体经济偏冷,也与进入高成本时代不无关系。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实业家们面对的是更具挑战性的创业、经营环境。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更是需要给众多的企业松绑,深化改革,为有抱负的才俊们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从而激发当前亟需弘扬的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说,在一个高成本的时代里,必须依赖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才能够缓解和面对因为成本不断上升产生的矛盾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