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型期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外贸依赖程度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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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转型以来的经济增长表现出对投资（确切地说是政府投资）和外贸高度依赖的特征，是由于我国转型以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的，而这又是由于我国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势力结构不对称导致的。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投资 进出口 高度依赖
我国从1978年开始转型以来，经济增长表现出对投资和外贸高度依赖的特征。而随着近年来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看好，国际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和尖锐，我国经济再依靠外贸来推动经济增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和难度。另外，我国经济增长长期的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也日益令人担忧其可持续性。因此，搞清楚我国转型以来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外贸严重依赖的内在逻辑或原因（从而为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论指导）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我国转型以来的经济增长除了表现出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资源利用效率低和高速增长的特征外（对此几个特征另文探讨），还表现出对投资和外贸依赖程度高的特征，详见图1、图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经济转型以来（1979年～2006年），投资占GDP的比重都较大，最高达到了43.2%（2004年），1982年时最低也达到了31.9％。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经济基础比较薄（如基础设施比较差）等原因，短期内出现较大比例的积累是很正常的、也是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但是长时期的高积累就不正常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转型以来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高投资。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经济转型以来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也非常高、而且呈递增的趋势，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2.5％上升到了2006年的66.9％，增加了4.35倍；其中，1985年、1994年和2003年的增幅较大，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分别提高了10.4、10.4和9.2个百分点。
将我国进出口占GDP比重与美国和日本的进出口占GDP比重（见表1）作简单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我国的对外依赖程度太高了。日本在其1960－2005年期间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最高才达到28.4％，美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在1960－2005年期间最高才达到26.3％，皆没有超过30％；而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从1991年以来长期高于30％，到了2005年、2006年更是超过了60％。
高度依赖投资和外贸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长期依赖于投资来拉动增长说明经济增长是数量型扩张，这意味着其生产要素的可整合系数难以提高，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就成为经济能否长期增长的最短边了，对于中国而言，资源拥有情况显然是不能持续支撑这种增长方式的。同时，依赖于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我国近年来遇到的宏观经济层面的流动性过剩和日益频繁、严重的国际贸易摩擦（如西方发达国家压人民币升值、大量国际游资冲击中国金融市场、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关税壁垒和反倾销等）就是最好的说明。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经济既表现出对投资的高度依赖、又表现出对外贸的高度依赖特征呢？
二、为什么我国经济增长会高度依赖投资和外贸
而按照现行的GDP核算方法，只要是新增的供给，都计入GDP，因此，要达到一个预定的GDP增长率，只要增加投资就能达到，如果私人投资不足，政府也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体开出的处方之一，但显然他们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约束条件，比如资源稀缺、产品间存在不可替代性。而乔为国的研究也说明，在我国转型过程中，政府投资（直接投资）和政府的资本转移（间接的政府投资）占了社会总投资中的很大比重，国有经济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最高年份达到了68％，在1992年～2003年间，大多在50％左右，这都说明我国政府明显具有高投资的行为倾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直接的推断，那就是我国转型以来的很多时候经济面临着私人投资不足，为了实现高速的GDP增长目标，只有通过政府的高投资来实现了。当然，政府事实上拥有的支配资源的强大能力也为其准备了必要条件。由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和经济增长）难以避免前苏联后期所遇到的行政权力配置资源所导致的资源利用效率低的问题。那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私人投资会不足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品的需求要受到市场大小的制约，市场越大社会对资本品的需求就越大、市场越小社会对资本品的需求也就越小，而市场的大小是由有效消费需求决定的，有效消费需求又与收入分配结构有关；在一个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而且呈扩大趋势的经济体中，有效消费需求相对于社会产品供给的不足就是必然，而我国转型以来的收入分配结构却正好是这种情况。这可以从我国较大的基尼系数得到证实（1980年为0.320，经过中间几次短暂的、轻微的向下调整，1998年上升到0.4以上后，持续上升到2002年0.454）。 因此，私人投资不足在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除了导致私人投资不足外，还导致了对出口的依赖。因为国内的有效消费需求原本就不足，经济进一步的增长带来的供给会加剧国内的相对过剩程度，我国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表现出了这种情况。其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将相对过剩的供给转向出口（这也是凯恩斯主义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另一个处方），以至于我国2000年以来的出口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2006年达到了令人吃惊的36.8％（见图2）。
三、 结论
总之，我国转型以来的经济增长表现出的对投资（确切地说是政府投资）的高度依赖、对出口的高度依赖特征，是由于我国转型以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的，而这又是由于社会谈判势力结构不对称导致的。当然，随着我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国内资源的不足以及资源的利用低，进口占GDP的比重自然也就上升，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对出口依赖程度高、对进口依赖程度也高。因此，我国经济要想持续健康（资源利用率高、环境污染轻、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组织方式改进以及产权制度的改善来推动的）增长，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与法治建设，以缩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势力差距，是无法逾越的一道坎。对于其它转型经济体而言，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在转型过程中，如果不考虑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谈判势力结构的对称化，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经济增长陷入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靠出口来拉动又会遇到）严重的国际贸易摩擦、政府主导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效率低和获取资源难的多重困境。
参考文献：
[1]李 扬 殷剑锋:《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2]乔为国:《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2～153、141～142页
[3]乔为国：《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3～85页
[4]刘明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以谈判势力为重心的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08年，第3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