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的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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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话反过来说就是圣贤向来都没有过错。不过那也得看是谁，如果把这句话套在西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先生的头上，那就不一定是正确的。

《晋书・列传》载：刘伶，字伯伦。身长六尺（1.5米左右），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常乘鹿车，携一壶酒，让家人荷锸而随，并嘱咐说：“死便埋我。”其形骸如此。身为建威参军从不理政，平生只写了一篇《酒德颂》，却不想成为“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参照了。

李白如此暗赞刘伶并不意外，他们毕竟同属嗜酒如命那一伙儿的，倒是贾三近在《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中以跌宕的笔调，浪漫的文采，给刘伶以很高的评价，赞其为“一代人豪”，让我惊讶不已。

固然，刘伶能位列“七贤”，自有一定才学，他写的《酒德颂》确也气度不凡。但仅仅一篇文章就给他“文化名士”的称谓，就不免有些过誉了。因为无论我们从任何史料上看刘伶，似乎与“圣贤”、“文化名人”这样的头衔也不搭界，倒不如说他是“酒鬼”显得更贴切。刘伶的“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杯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也正是十足酒鬼的表现。妻子从养生角度好意劝他“戒酒”，他先骗来酒菜，又骂妻子“妇人之言，且不可听”，这哪里还有什么“酒德”？怎么看也是个活脱脱的无赖。

《酒德颂》虽然可以说是傲世之

作，但也可以说是不顾家庭责任，放纵自身生理的癫言醉语，是烂醉后丑态嘴脸的真实流露。这种品性，在“扪虱而谈”的魏晋时期是“风流雅士”的时尚，如若放在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期，其浑浑噩噩、逃避困难、放浪形骸都不是人们所嘉许的。

也许刘伶不是个没思想的人，只是他的不务正事与同朝官僚不合，又不肯同流合污，最后在一些酒肉朋友的劝说下归隐山林。可他不该整天沉迷酒务，荒废才学。从《酒德颂》来看，他的文笔虽然磅礴，但并没有“厝意文翰”，仅此就与“圣贤”的称号相差甚远。要知道，同为“七贤”之一的阮籍也是个借酒佯狂、以酒避祸的人，可阮籍写了很多具有文化含量的文字，留给了我们一份宝贵精神遗产。即便晚刘伶百年的陶潜，也是不满现实，辞了县令，采菊东篱，面对南山，悠然地写下诗文100多首。陶潜安贫乐道，真诚歌唱劳动，在文学上取得了颇高的艺术成就。如果再比较500年后仕途失意的李白、苏轼，则刘伶更差之千里。李白的“斗酒诗百篇”，苏轼的“一饮成两赋”，和谁比较都能羞死他。或可以这样说，用上好的粮食酿出的美酒流入陶、李、苏的腹中，化成的是一首首优美、豪放的诗文，而灌到刘伶的肚子里，流出来的却只能养肥几株腥臊的野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刘伶，在后人的眼里，文化地位并不比李白、杜甫差。他能够得此殊荣，恰恰是他无所作为，没有给后人留下把柄；他能够遇难呈祥，也正是因为他装疯卖傻，不问世事。历代君王偏偏喜欢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如同乾隆皇帝喜欢纪晓岚，欣赏的就是这些文化人点缀升平、插科打诨、逗乐解闷，既不扫上流阶级的面子，又不对统治者构成威胁。莫名其妙地被社会主流所推崇，稀里糊涂成了传世的贤达。

不仅一个刘伶，其实中国古代能够晋级“圣贤”这个职称的人，在封建帝王眼中不过都是酒囊饭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说过：“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也许刘伶算个异数，他没有像孔圣人那样为争得一个士大夫身份疲于奔命，还被诸侯看不起；也不像智圣诸葛亮那样，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智囊，虽曾一言九鼎，终不免受人猜忌，落个死而后已。

人们把一个酒鬼纳入圣贤之列，对于刘伶来说算是个喜剧，而相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却无疑是个悲剧。前人把这个“圣贤”作标本，也许真意是让更多的后人觉得自己离圣贤本来就不远，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些文人显贵也学着刘伶那副样子，天天装疯卖傻、醉生梦死，在酒桌上成仙也就不奇怪了。

（选自新浪网“王龙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