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心朋友”害多利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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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部队青年，看了肖武益同志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信以后，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切身体会。

1952年洞头岛战斗时，在战地上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友邻部队里的一位姓李的同志认识了，并且很快的成了朋友。战斗结束后，

我们不在一个部队，就分开了。但在不断的书信来往中，我们的友谊更加巩固了，彼此间常常互相勉励。以后我们调到一个单位工作，这样就有了更多接近的机会。两个人一块工作，一块学习，在生活上更是不可分离，他喜欢拉胡琴，我喜欢唱戏，凑在一起热闹极了，因此这段时间我们都感到生活很愉快。

1953年我们一块转业到速成中学，当时虽然不在一个生活单位，但每星期天总要碰碰面。碰面时交谈一下彼此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有时也顺便聊聊本单位有什么新闻或新的情况等等。这样，时间长了，同志们就有些反映，说我们关系不正确，自由主义，领导上也找我谈了一次瑟，要我注意。但当时我很不高兴，也很不服气，题为在我们的友谊当中绝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以后我与他的关系不仅没有中断，接近的次数反而更多了。但有时我发现他很沉默，不爱说话。问他为什么，才知道他也同样地受了批评。

从此以后在我思想深处感到他更加亲切知已，认为别的同志不了解我们。这样，我们的关系也逐渐有了变化；每凑在一起总是先把一些不满情绪发泄一番，彼此有了缺点，不但不互相批评，反而互相同情，互相包庇。甚至当我明明知道朋友在恋爱问题上有了错误时也不管不问，不问组织禀报。这样同志们的反映更多，领导也抓得更紧了。但越这样，我就感到越不服气，对组织的对抗不满情绪也就更严重了。

最后，组织上为了教育我，召集了小组扩大会对我的问题进行讨论批到，会后几个支委又分别和我谈话。在组织上这样反复认真的帮助下，我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痛恨自己脱离群众与组织上离心离德，几乎坠入泥坑。

从此后，我和李同志断绝了关系，又和组织、同志站在一起了。自53年下半年到现在，我没有再交“知心”的朋友了，但我与每个同志都能接近。这样工作上不但没有损失，而且比以前有了改进，群众关系也比以前好了，因此我也感到很愉快。

以上是我交朋友的一段经过，这段经过给我的教益是：在集体里，大家都是同志，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只要你以诚恳的态度谈出来，每个同志都会给你以热情的帮助，而且，接近的同志愈多，所得到的帮助就愈大，因此，不必要在一般的同志关系之外，再建立什么知心朋友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往往会使得你脱离群众，甚至给你带来更多的想像不到的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