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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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过二元经济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目前已经接近农村剩余劳动力告馨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说以往农村，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增收。主要被看作是其他部门的支持的话。这个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三农”问题更是对整体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保证。从而使“工业补贴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真正符合城乡―体、互惠互利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新机遇。从政策上应对各种挑战。
劳动力无限供应时代结束
“民工荒”从珠三角蔓延到中西部地区，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劳动力供给将不再是无限的。我们做了调查，从城市化因素考虑，预计从2010年开始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停止提高，稳定若干年后则呈现降低的趋势，伴随着人口扶养比的增高，预计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口负债。作为城市劳动力的补充，农村劳动力已经开始出现短缺。而从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格局来看，在2005年农村4.85亿劳动力资源中，约2亿通过就地或外出实现了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目前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1亿，其中39岁以下的只有一半左右。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激励机制和激励力度，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规模不足以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从而形成民工荒现象。
21世纪以来，农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特别快，也就是说劳动力剩余的减少特别快。估计在现有条件下，农村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还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转移能力比较低。因为可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我们的城镇化速度有所降低。
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学术界，在发展经济学里，从来没有统一认识，也没有任何人能提出大家普遍接受的计算方案，所以我强调的只是一个变化，即可供转移的越来越少，但不是说没有可转移的了。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或者说不习惯想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可能会变得不再剩余。现在要破除这个神话，我们过去高估了农业中实际就业人数，低估了农村中非农产业中的实际就业人数，也低估了农业劳动力实际已经转移的人数，甚至把那些进了乡镇企业但没有进城的劳动力，也部分地算作是剩余。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农村劳动力不再是无穷无尽。
劳动力短缺对中国经济的特殊含义
劳动力短缺不光是一个人口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具有特殊含义。迄今为止，中国有一个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的过程。这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劳动力供给充足，从而使得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二是使得中国的人口扶养比低，与之相伴的是极高的储蓄率，从而获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均GDP增长中，有26.8％来自于人口扶养比的下降。研究表明，人口扶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相应增长0.115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罕见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变化以及特殊的人口生育政策造成的，因此来得快，去得也快。
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池子被淘干，就标志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转变，原来单纯靠投入劳动力和资本来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局面必须改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急迫的需求。因此说，刘易斯转折点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更加实际的要求。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意味着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
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初期及其以后较长时间内，企业高速发展、无限壮大和超常规扩张，除资本和市场的运作外，―个重要的支撑面，就是廉价的、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很显然，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也意味着以前依靠城乡差距所产生“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渐渐失去。中国经济增长，最终会进入一个高工资、高生产率的发展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农村劳动力没有可以转移的潜力，而仅仅说明，如果没有工资水平的提高或其它等值的激励手段的加强，非农产业就不再能够像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所需的劳动力供给。
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的结束，不再是用低工资就可以促使农民进行转移。所以，我们到了这么一个转折点，如果还要保持快速的城市化，就意味着要改善农民工的待遇，要在制度上清除流动障碍。这也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转折点，要从过去的偏资本的政策倾向转向偏劳动。
应对新情况的政策要点
揭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远比想象的少得多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三农”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或者可以在政策措施及其力度上有丝毫的放松。相反，这些变化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针的实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实际上，“刘易斯转折点”走近的时期，正是产生大量制度需求，提出更加紧迫改革任务的时候，“三农”政策面临新的挑战。
改革的核心是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即主要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为那些尚未实现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和务农劳动力创造更好的流动条件，为那些已经转移到城镇的流动人口创造一个稳定的生活、就业和享受公共服务的政策环境，同时构建农村保障体系，保持农村的繁荣与稳定。归根结底，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户籍身份所附着的福利含义。因此，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创造城乡统筹的就业环境和保障体系。城乡统筹就业和社会保障，需要加快步伐，作为近期“三农”政策的重点。
第一是通过创造更好的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环境，降低转移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各种门槛，使那些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偏低以及在其它方面处于劣势的农村劳动力，也具备一定的转移条件和转移意愿，扩大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供给。由于目前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以及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待转移的务农劳动力，在年龄和人力资本禀赋方面具有―定的劣势，吸引和鼓励他们继续转移，需要有更强的激励手段，也就是要进步一步解除对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并逐渐创造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是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释放农业中的劳动力。顺应农业技术变迁的节约劳动倾向，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需要更加具有针对性，由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及其相对价格信号来诱致进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受到城市更高打工收入的吸引而大规模跨地区流动，农业中劳动力数量减少，因此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增大。从农业机械总动力的迅速增加，以及拖拉机配套农具数量的更快增加，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技术变迁已经越来越以劳动节约为取向。在农业生产总量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的情况下，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迅速提高。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农业技术变迁不是以节约劳动力为方向的认识，并以此制订农业科技发展战略和方案，从而使农业劳动力得以继续转移到非农产业中来。
第三是通过创造更多更平等的就业机会、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定居条件，使目前处于不断流动状态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够逐步稳定下来。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最终主要不是通过再分配政策实现的，而是由于劳动力就业转移和人口区域迁移，形成收入分配两极之间的中间层次，并通过扩大和稳定这个转移的群体规模，达到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缩小的结果。
[作者简介]
蔡，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并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并任《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主编。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与林毅夫、李同合作)、《中国正在进行的农业经济改革》(与卡特、钟甫宁合作)、《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