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王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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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华夏基金正式公告王亚伟离职后，于5月7日下午在北京举办了媒体恳谈会。其间，王亚伟详细阐述了多年来的投资理念和投资心得。在王亚伟淡出中国公募基金行业之际，本刊精选了此次媒体恳谈会中，王亚伟先生回答记者提问的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记者：这次离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未来的打算是什么？
王亚伟：这次离职应该说是我个人的原因，我想我说出来大家都能理解。主要因为外界对我的关注太高，让我感觉压力太大。大家也知道，我平常很少出来和媒体见面和交流，因为我对于和媒体交往的态度，比较纠结和矛盾，用一个成语概括起来就是“叶公好龙”。为什么这么说？一方面，我很需要这么一个交流的渠道，现在社会上没有人能离得开媒体。工作中，我从媒体中获取大量的信息，然后对信息进行处理，获得投资上的想法。媒体经常有很多及时、专业、深度的报道，这些报道让我很受益。我很希望在工作之余，能和优秀的媒体工作者成为朋友，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因为我是一个工作和生活分得比较开的人，下班之后很少想工作的事情。但是大家都知道，优秀的财经记者基本上生活和工作不分，跟他在一起，你会感觉到他随时会从生活状态转移到工作状态，磨合起来很不容易。为什么说叶公好龙呢？因为对于我来讲，我喜欢平静的生活，不喜欢生活和工作在聚光灯之下；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媒体对于我买的股票进行报道，所谓的“王亚伟概念股”。大家可能想，你买的股票有人追捧不好吗？你还得了便宜卖乖？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尤其在中国证券市场现在不成熟的情况下，这种现象让我很忧虑。因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的分辨能力并不成熟，而老百姓有时候会不加辨别地从媒体获得片面的信息，盲目地做一笔投资，很有可能会赔钱。为什么会赔钱？原因有很多。
第一，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只股，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买这只股票，我看中的理由，是不是发生变化了？什么时候发生变化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发生变化后可能几个月过去，因为媒体并不一定去报道，老百姓便始终不知道。这样的话老百姓很难有效地去规避风险。
第二，普通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弱。因为基金是组合投资，我买一只股票，最多投基金净值的10%。大家报道了很多创业板的小股票，可能只占我资产净值的千分之一，对于我来讲是类似于风险投资，基金对这只股票的风险承受能力非常强，哪怕这只股票下跌了50%，对基金都不会有明显影响。但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只是看到了我买了这一个方面，他买了可能会占他投资金额的相当大一部分，这样他就承担了过高的风险。
第三，风险控制手段不同，对于某些股票，我会做风险对冲。例如，我买的某只股票在可能承担着某种风险，比如在外汇、汇率或者是油价等敏感性方面，要承担很大风险；但是，我在另外一只组合上对这种风险进行了对冲，实际上整个组合风险被对冲掉了。但是投资者很难做这种对冲，他可能买了这只股票，就会在油价或者是汇率上承担过高的风险，于是赔钱概率大大增加。这有点像老中医开药方。老中医开了一副药，药里面有几十种成分，各种成分之间有一种平衡，如果只看重某一种成分，猛吃这个成分，很有可能适得其反。我不希望散户因为我买了一只股票而就跟着投资，反过来，这也对我的投资造成了很大影响，因为到后来我发现每次看一只股票，买股票之前我会问问，我买了这只股票会不会被广泛报道，如果被广泛报道了，散户跟着买，然后赔钱了怎么办，这样的话会对我的投资造成约束。有很多机会我们是可以把握的，但是我会变得缩首缩尾，往极端说，任何一只股票都有风险，都不适合散户，除非他们对这只股票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这样的话是不是我的组合里都得持有现金我才安心，因为买任何一只股票都有可能会使散户赔钱，即便是银行股也是一样。这样我在这几年的投资中面临着一个最大的困境，也是促使我下决心要离开的主要原因。
以上是我离职的主要原因。
我还面对着很多其他的困惑，像上市公司的调研，你还没有去就已经传开了。对于投资者来说就造成了影响。另外还有我在投资圈子里面的交流，因为投资要讲究交流和沟通，大家有很多不成熟的观点需要进行碰撞来保持敏感度。有一些是我不成熟的想法，我只是提出来探讨，媒体可能会当成一个重要的观点报道出来，实际上我想抛砖引玉出来，但是大家可能报道了砖，没有报道玉，而且砖还不成熟，报道出来会有可能造成误伤，这样的话久而久之我不敢抛砖了，这样就没有预感了，这样的话交流不畅了，时间长了会离市场越来越远，与市场隔绝开来。这样长此以往下去，你投资的感觉会慢慢消失，原来对投资很敏感，对市场很有感觉。但是与市场长时间的保持距离。可能敏感就慢慢就没有了。我希望避开被过度关注，可以心无旁骛地做事情。可能以后我不一定做公募了，媒体不再关注我了，到那个时候，我即使实名开个微博也不一定有人关注我，也许也是一种失落的感觉吧，像电影《甲方乙方》里的里面关于明星的那个情节一样吧。
第二个问题关于去向，现在离职这件事情很敏感。离职是我个人的想法，没有和外界进行沟通，目前外面所传言的，和哪些机构有关系，都是不确切的，可以是说完全没有的。我是想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下一步的去向，至于做什么，目前来讲没有明确。但是既然前面大家都传过各种版本的机构，那么我可以明确的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另外我希望大家不要对我去哪这些方面有猜测，这样的话会对别的机构造成麻烦。
记者：其实这些年围绕您的报道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很想问您怎么定义自己的投资工作，什么原因？还有偶像方面，您怎么看。
王亚伟：其实让我自己定义我的工作也很难。我不是彼得・林奇的粉丝，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爱吃什么东西。只是在我接触投资早期，他的书对于我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因为是同行，又都是做公募基金，他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他的想法，我在后面的工作中也遇到过。其他人也是大师，也是很成功，他们做的事和我不一样，他们投资思想里面的闪光点我也能借鉴，相对来说可能会少一些。一开始他对我的启发比较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己阅历的慢慢丰富，还有投资的日益多元化，我觉得彼得・林奇对我的影响在慢慢消失，我希望从各种成功的投资大师，或者是说投资的成功经验里面能够吸取对于我来说有帮助的东西，能够结合我自身对于投资的理解，对于风险的认识，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理解，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适合我个人的投资风格。这种风格没有办法给出准确的定义。
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三十多年后大家开始谈“中国模式”。但是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中国模式这个名称存在，当时有西方模式，有东欧模式，也有拉美模式。如果你简单地去模仿任何一个模式，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有很多闪光的指导思想，比如说白猫黑猫理论、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等等，这些在投资中都可以借鉴，因为他们背后遵循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尊重市场、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对于我来说谈不上某种风格，我比较市场化，不是理想化的人。我投资喜欢看清楚市场目前处于什么阶段，这个阶段有哪些机会，而不是去空谈理念之类的东西。因为市场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历史性的阶段，你用历史的阳光看过去几十年的问题，有一些东西当时的存在和做法是合理的，但是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评判。我觉得市场在发展，人们的做法也在不断的调整。所以投资中尊重市场，与时俱进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市场发展了，你人要能够跟上市场的发展，或者是说成为领先一步看到市场的发展变化，而不会说随着市场发展一变化你就会淘汰。我觉得投资不在于一时的成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记者：您有什么不同的风格？
王亚伟：不同的风格谈不上，我觉得作为基金经理，独立思考非常重要。要坚持对投资的独立思考。市场环境确实比较浮躁，如果不能坚持独立思考这一点，投资很容易跟着大家跑。一个人活在人群里好像有一种安全感，但其实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对于投资来讲，跟随大众投资并不一定正确，很可能做错。
自己的独立思考不是说自己的看法都是对的、排斥外界，我觉得，恰恰相反，独立思考是要尊重市场，只有尊重市场才能保持独立思考。
记者：为什么您会选择在今年的时间点离开，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变化导致您在这个时点上提出离职。我记得您在2009年说过一句话，您对公募基金非常有感情，不会离开公募基金，但是如果市场发生变化，不适合您的投资风格，您会选择离开。市场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亚伟：首先谈谈在时间点。我的决定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上述提到的不适应感觉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但在当时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我认为很快会过去。但是两三年过去了，情况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不知道如果再坚持下去，两三年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积累的过程。
另外，大家都知道，过去两年华夏基金经历了股权转让，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我没有和任何人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么做不合适。现在股权转让告一段落了，华夏基金现在可以发新产品了，业务能够正常发展了，公司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这种情况下我自己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可能和市场隔绝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继续像以前做得那么好是没有信心的，自己并不一定适应公司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提出离职，是对公司负责，对于投资人负责，也是对我个人负责。
对于公募基金行业，我做了十几年，确实有很深的感情。要说离开公募基金这个行业，也确实有些不舍。主要是有这么多优秀的同事，共事这么多年有很深的感情，有大家长期以来的信赖和支持，而离开也是我综合考虑的结果，既然下定决心，就做出这么一个决定。
说风格适应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前面我提到的这些因素存在。比如说过多的关注压力，如果是投资和业绩方面的压力，做基金经理这么多年了，我还是能够很好的去面对。但投资者对所谓“概念股”的追捧，我在投资方的困惑等等方面导致我在投资方面受到影响。至于说投资适应问题，我本人是市场化的风格，总体是尊重市场，不断学习和创新的风格。如果单独的从投资的角度看来这个问题，对于未来的市场适应也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记者：想了解一下您对投资本身的理解，一个好的基金经理应该重视什么方面，怎么样提高自己的能力？
王亚伟：大家经常讲，投资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要做好投资，光靠科学是不行的，巴菲特说只要具备中学文化就够了，像考试一样，考一百分没有好坏之分，但科学只是投资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说你光靠科学就能取得胜利。另外还有艺术的成分在里面，艺术的成分是很难量化的东西。主要是要靠大家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这种积累能够让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所以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度”，对“度”的把握是投资的关键，因为投资里常常有互相矛盾的东西。
比如说投资的时候，有主见是好事，但是过分的有主见，可能是一种刚愎自用，就会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走到了极端。但如果完全没有主见，那就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什么时候你要有主见，什么时候你要顺应市场的变化来调整自己，这个时候就非常重要了，每个人做的抉择都不一样。可能有的新基金经理来的时候非常自信，但是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自己，这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再比如像止损，止损多少幅度合适，是5%，7%，还是15%的止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参数。每个人相对来说有一套自己的系统，这个系统有很多参数，但并不一定能量化这个参数，涵盖了每个人的经验在里边，也许过一段时间又要做相应的完善和调整。我觉得所有的投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对于“度”的把握，而度的把握也无法量化，即便能够量化，别人也不一定能够适用。
举例来讲，穿西装并不一定要穿名牌，把巴菲特的方法拿过来用，也并不一定好，名牌并不一定适合你。对于每个人来讲需要量身定做，要根据身材和气质去选择面料，裁剪尺寸。在投资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独有的，随着市场的变化可以不断完善的一套体系，我觉得这是持续投资成功的关键。
记者：一个好的基金经理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王亚伟：第一点是基金经理要对于自己的工作要有信心，要自信，不要受被动投资等因素的影响，这是我的建议。
第二点是基金经理要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来完善自己的投资方法，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
第三点我觉得基金经理在日常工作中要把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基金经理在投资的时候，考虑的出发点并不一定是投资者的利益，可能是职业的稳定性，一些股票我并不一定看好，大家都买，我也买。很多人认为作为一个顶尖的基金经理不容易，但是做一个业绩中等的基金经理很轻松，不用花功夫，别人买，就差不多配一点。如果放弃了作最优秀基金经理的追求，最后并不一定成功，并不一定可以做好。
基金经理的工作中应追求的目标有三层意思。
第一个是给投资者创造绝对收益，并不一定是半年或者是一年，但是长期来讲要给投资者考虑收益，但是如果是五年，十年的基金经理还是赔钱的，那么基金经理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绝对收益是第一位的。
第二位是要战胜指数，要是战胜不了指数的话，即前面所说的被动投资理论，老百姓还不如买指数了，为什么要买你基金呢！基金经理价值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基金经理第二个目标是战胜指数，这样的话投资者买你的基金是有意义的，基金经理才有存在的价值。
前两个目标都达到的情况下，第三个目标才是排名，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游戏一样，大家看谁更出色一点，这样的话才能证明你比同行更优秀。基金经理如果在工作中把最次要的方面放在首位的话，可能做不到前两个目标，第三个目标也未必能做到。如果专注力在前两个目标，最后你会发现第三个目标是间接的已经达到，或者是完成了。所以对于基金经理来说，工作目标的确定，会影响到你日常的投资心理，也决定了工作成果。这三个目标是我给基金经理的建议。
记者：我们注意到去年的年报中和以前的不同的是您没有参与新的重组股，原因是什么？您今天能不能讲一下投资重组股的过程和心得。
王亚伟：第一点我想说明一下，第一个我投重组股，当时我投的时候市场比较少，大家觉得比较特殊一点。大家觉得这是我在投资上的一个特点，但是从14年的时间来看，投重组股是我投资生涯中一个很短的阶段，而且我投重组股，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说从我投资的比例上，都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重组股对于我基金的整体业绩影响不大。
第二点我的投资风格是尊重市场、挖掘市场中被低估的投资机会。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特定阶段，那个时候重组股可能会存在机会。而很多同行没有看到这些机会，或者是看到了机会而不屑于去参与，我关注的多一点，机会留给我的多一点，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投资强调与时俱进，我觉得现在重组股整体来讲没有超额收益，可能是风险大于收益的结果。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应该是更加注重风险，所以我相应的做出了调整，这个调整背后是我对市场投资机会发生变化的判断。
记者：前一阵市场上流传比较多的说您在一个研讨会上谈银行的问题被郭主席打断，我想知道有没有这个事？
王亚伟：有关郭主席的报道是一个完全无中生有的报道，也是我被娱乐化的例子。今年以来我都一直没有见过郭主席。郭主席上任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倾听市场各个方面的意见，倾听大家的意见基础上也出台了很多非常有针对性的举措，这些举措大家也看到了正在发挥效果。我觉得这是证券市场非常好的现象。
我个人实际上非常认同郭主席倡导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的思路。我觉得中国证券市场未来要有长远发展，必须要走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未来的前景会更好，其实大家说来说去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连股改这么难都走下来了，后面的不管是新股发行的市场化也好，还是多层次的市场建设也好，这些问题都会很顺利地找到好办法去解决的，会让中国证券市场有更好的发展，这方面我非常拥护这个改革方向。
记者：我查了一下关于您的报告，所有回顾您经历的都提到了您卸下华夏之后会去美学习、涅，中间是否发生了什么对你有很大的启迪的事情？
王亚伟：去美国学习是否有收获，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那三个月时间里可以稳定下来思考，站在外面看中国的市场是什么情况，你看了美国市场这么多年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市场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在外面有的时候会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不是此人身在此山中的情况。而且你在美国会接触到各种投资者，你会发现一个成熟的市场中投资者是很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投资者。像一个企业一样，一个企业在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对应不同的投资者，早期的是天使投资，然后过一段时间是VC投资，然后是创投，最后上市是IPO，然后上市了以后会有兼并收购或者是垃圾债等等的，你会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有不同的投资者有不同的投资思路，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投资模式，非常多元化。实际上有助于你了解这个投资市场怎么运作，或者是市场之外的人怎么运作，这个时候你会跳出自己的局限性，我原来做公募基金，只能从公募基金的角度看问题，其实不是，你可以换一个别的投资者角度看企业，这个企业我看不值钱，为什么那些人眼里有价值所在呢。这有助于你全面考察投资市场，这样的话会有助于你更多的发现机会。
还有一点是说你了解了国外市场，实际上破除了对他的迷信。你会发现国外市场是这么做的，原来国外市场很多东西都是误解。你不会迷信，国外市场是这么做的，国内也一定这么做。就像中国改革开放一样，一定放开了以后才会有远见，有了远见、开拓了视野，就能知道自己的发展之路。
记者：您认为下一个阶段的市场更多的投资机会在哪，您比较倾向于价值投资，您可能也会适当的做一些波段操作，在这两方面如何调整和平衡？
王亚伟：目前阶段，系统性的风险对冲比较难。因为系统性风险没有办法通过组合投资去消除风险，除非说你用股指期货，否则系统风险只能降低而无法消除。比如说某个方面，买航空股在油价上有风险暴露，油价上涨会对航空股有影响。比如说石油开采公司，煤炭公司会和油价上涨有相关。但是具体的量上会很复杂，涉及到整个行业的高度。
通过仓位的调整来使风险降低，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波段性的操作。对于我的投资来讲，我的投资出发点是价值投资，但是最后从实际操作的结果来讲是波段操作，为什么？有时候一只股票我可能会看好，有两只股票，都是10块钱，一只我看好涨到15块钱，另外一只可能只能涨到14元，他们下跌风险不一样，可能都会跌到8块钱，这种形势下我会买涨到15块钱的，但是短期内会涨到12块钱，这个时候你再比较，会发现这个12块钱的股票下跌风险增大，这个时候你会卖掉，去买可能涨到14块的股票，但是出发点是价值投资的判断，投资组合的管理实际上是一个动态，不断优化的过程，通过波段操作，对组合做了一个优化，这是操作的考虑。
记者：基金业绩多大程度上和基金经理本身有关？另外在择时和选股上，国内的基金经理相比较而言相对的差一些，您如何您对择时和选股这二者怎么样去平衡？
王亚伟：其实你要说业绩的关系，大家可以做分析，实际上有两种，一种分析是业绩是正的还是负的，择时的贡献是正的还是负的，行业和个股选择的贡献是正的还是负的，还有交易上的贡献是正的还是负的，这都有具体的测算。根据每个基金经理在什么阶段比较强，多个阶段积累下来一个基金经理的风格，特长在什么地方，擅长做行业配制，还是选股，还是擅长择时还是交易。另外一个方面是规律分析。
一个基金公司的业绩整体上是好还是坏，这块实际上有两部分的风险，一部分是研究团队，另外还有基金经理的贡献，对于我们公司来讲，一个方面我们加强对研究团队的建设，当然研究团队对公司整体业绩的贡献比其他的公司强，这样在行业里面就比其他的公司要好。
另外要注重基金经理，如果报告中研究团队对基金经理无所谓的话，大家没有必要花那么高价钱去请基金经理，当然聘请基金经理就希望发挥他的特长，希望在他研究团队的业绩贡献基础上超出收益，所以从公司内部组织管理也好，还是投资文化也好，希望给基金经理充分的空间来发挥他的特长，而不会按照一种模式。我们也鼓励基金经理的风格多样化。
记者：公募基金以排名为主，在公募行业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私募基金以做绝对收益为主要目标，你是怎么看？你主动提出今天跟大家沟通吗？
王亚伟：其实没有人规定公募基金就一定要做相对收益。我觉得没有这样一个行规，其实还是看每个人对于投资的理解。基金经理要试着理解投资者的需求，还是说自己想要投资的，有没有把投资者的需求考虑在自己投资考虑的范围内。这些考虑决定了投资的出发点。我个人认为，追求绝对收益是做投资的一个起码的条件。
另外对于私募基金，我不认为中国目前的私募基金是一个绝对收益的产品，因为目前从手段上不能保证私募基金能够做到。可能私募基金的想法上比公募基金更多地考虑要做绝对收益，这是私募基金的出发点。但是从实际来看，私募基金可以运用的手段并不多。我觉得现在股指期货可能增加一些手段，未来融资融券扩大，这块可能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做绝对收益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而公募基金规模上继续发展壮大，确实需要在绝对收益的产品上有更大的发展。
记者：作为一个即将离开行业的老人，您对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还有目前的行业监管过度还是监管过松，以及基金现在传的比较高的基金背离发行、行业背离性扩融、还有公司背离性的竞争情况，您能不能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一点您的想法。
王亚伟：对于我来讲，在公募基金里华夏基金是最好的公司，这是我的看法。中国基金行业发展历史还很短，才十四年，前面经过了持续的高速发展，下一个阶段是经历一个调整，也在想哪些方面如何结合中国投资者需求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我觉得一个行业的发展不是一个直线，而是一个螺旋形，也要经历一个过程，在一个过程中为下一步的发展积累力量。所以我觉得各个方面的探索和讨论，对于行业未来的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另外你刚刚谈到了监管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管理层提出的思路，“加强监管，放松管制”，我觉得这种方向是非常对的。其实不是监管过紧，而是原来的监管过松；相应地，有些管制过严的予以放松，能够促进一个行业的创新，促进行业的发展。我觉得监管方面，行业或者是说市场的发展，在监管方面加强力度、放松管制是应该的。
记者：王总能不能概括一下您这十四年，另外一个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您是不是也是在寻找一个不一样的自我？或者是说您跳出基金这个行业来说，是不是有一个您比较明晰的人生价值的追求？
王亚伟：我不知道怎么概括，可能那么几个基金的收益率就是一个概括。我觉得我是一个还比较合格的基金经理，自我评价是这样。始终把持有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我觉得这个方面我做得还是不错。刚刚说寻找自我，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觉得还是说能够做你感兴趣的事，我觉得在工作中也能体会到乐趣，体会到成就感，同时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或者是说对投资者有所贡献。我觉得这是我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