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就在我们脚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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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如盂先生的文章《血缘可以作为道德底线吗?》，是对《同舟共进》2004年11月号刘斯奋、谭运长的对话《水与血：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出路》(下称“对话”)一文的商榷。然而，冯先生看来并没有理解“对话”的意思。他的语气火药味颇浓，可除了一些笼统的表态以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结果呢?满天飞舞着无的之矢，将“对话”中本来已经很清楚的一些思考，也弄得混乱不堪了。比如，他一方面承认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存在着危机，并就此做了一大篇文章，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出路’，就在我们的脚下，难道还用得着回头寻找吗?”既然出路是现存的，有什么危机可言?实在令人困惑。

对“五四”就不能一分为二吗

冯先生的表态，首先是把自己定位为“五四”的捍卫者和“五四”精神的独家解释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人们似乎只要把自己的营垒放到“五四”这一边，把对方看作“五四”的对立面，就拥有了天然的发言权，他说的话就成了绝对真理，不容质疑了。类似的论战方法已是屡见不鲜，对、对鲁迅，都有过“凡是”派，不许人们一分为二地评价。然而，后来人们还是意识到，也好，鲁迅也好，都是人，不是神，都可以而且应该辩证地评价。时至今日，竟还有人沿用“凡是”派的方法，真要让人生出不知今夕何夕的感慨了。

对于“五四”，是否可以历史地、一分为二地评价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都要发展，要与时俱进，我们在继承“五四”精神遗产时，是否也要有一个发展的观点?“五四”提供了科学、民主、理性等宝贵的财富，“五四”还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些，也应该在新的时代演生出新的内容。“五四”精神不仅要和新的时代相结合，而且要和新的文化土壤相结合，因为科学、民主、理性等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观念文化，这些观念如何中国化，如何在中国的实践中发挥作用，是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

很显然，笼统地表态，呼唤几声“五四”精神回归，并不能够真正继承“五四”的精神遗产。恰恰相反，用历史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去审视，通过实际行动，才能使“五四”精神在新的时扬光大。科学、民主这些观念要中国化，要和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发生有机的联系，这恐怕是一个必须走过的，绕不开的过程，而“五四”当年都是坚决彻底、激烈地反传统的，因此，今天要真正继承“五四”的精神遗产，就必须一分为二地评价“五四”。科学、民主是应该继承的，可是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和决绝的态度，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今天应该重新认识。也只有抛开一味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用建设性的眼光，寻求传统文化本质精神和现代观念的结合，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也的确不会十分容易，但绝非如冯如孟先生所说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如果没有建设性，不能实事求是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精神，科学、民主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就像一株美丽的花，失去生存的土壤，只能是干花、假花。对于“五四”，我们以前见得太多的是呼喊一些表态性的口号，没有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所以说“走出‘五四’的影子”，就是走出这样的“口号派”的影子。

“对话”在谈到“走出‘五四’的影子”时，明确指出：“走出‘五四’的影子，还包括真正继承‘五四’的财富，就是科学、理性的精神。”而冯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却有意无意地曲解了这个意思，断言“这是‘五四’精神已经过时的一种婉转的说法”。冯先生在把自己定位为“五四”的捍卫者之后，当然要把他的商榷对象置于“五四”的对立面了。然而，“对话”从来没有认为“五四”精神已经过时，只是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和他完全不一样而已。我们认为“五四”精神的实质是科学、理性，他却认为是激烈反传统。所以他的意见可以说是无的放矢，并没有和他的商榷对象对上茬。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同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身上的血液，激烈地、完全彻底地反传统，意味着要把血全换掉，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就是当年反传统最激烈的一批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适等，身上都还有着非常浓重的传统道德，胡适就被认。为是“新思想的先锋，旧道德的楷模”。传统的道德文化不可能真正完全彻底地抛弃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冯先生简单地把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成“封建道德”，以为这样就捍卫了“五四”精神了，其实这就像期间“破四旧”一样，既不科学，也不民主，更不理性，恰恰和“五四”精神背道而驰。

“五四”当年反传统的一些提法，有一些今天毫无疑问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这和科学、民主、理性的精神并不矛盾。如“打倒孔家店”，就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门号。又如说二十四史就是“吃人”二字，也是偏激的说法。对这些提法应该历史地分析。当年提出来是有其原因的，那就是说“矫枉必须过正”。鲁迅在对青年人解释这种矫枉过正的决绝姿态时有过一个比方，“为了打开一扇窗户，就要把屋顶掀翻”。这说明，“五四”知识分子本身也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当时矫枉过正的目的．就是期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由后来人来拨乱反正，把房子重新建起来。

当时激烈反传统的姿态还有一个更加深远的历史背景，就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失败及其给全体国人带来的失败者情绪。一连串的失败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彻底丧失了，所以对待传统文化，就出现了许多偏激的、情绪化的说法和做法。一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当我们民族从鸦片战争的失败阴影中走出来，逐渐走上富强和现代化的成功之路，我们能够平静地、理性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之时。也就到了拨乱反正之日了。今天，改革开放带来国运昌明和文化复兴的趋势，这和“五四”时期还处在鸦片战争阴影下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应该是一个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恢复文化自信的时代。

传统文化等于封建道德吗

冯先生以为激烈反传统就是“五四”，而提倡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就是反对“五四”。殊不知，“五四”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而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从西方照搬过来，必须是中国文化土壤上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真正继承“五四”精神，一方面是要将科学、民主这些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中国化，另一方面也是要使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换。这并不是不切实际、一相情愿的幻想，恰恰是唯一可能的出路。而一味反传统，要从自己生长的文化土壤上凌空腾起，则正如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之事。

所以，“对话”讨论“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出路”，实际上就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某种相对恒定、在今天这个现代化的背景下依然不会过时的基本内核，以科学、民主、理性等现代观念观照之，使之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个基本内核是什么，也许会有许多见仁见智的不同的提法，而我们提出“血缘价值”作为全体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底线，就是考虑到这种价值观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恒定性。古代讲“以孝治天下”，是血缘价值的一种实践，今天我们讲用“爱国主义”来凝聚全球华人，可以说是血缘价值的一种新的实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都已经过时了，但是血缘价值并没有过时。今天的中国人，甚至是穿洋装、吃西餐、生活在海外的中华儿女，都还是特别地爱土恋家，特别重视亲情。血缘价值对于中国人存在着特殊的意义，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

而冯如孟先生对于血缘价值的曲解，到了十分离奇的程度。他一方面说血缘亲情是全人类共同的一种价值观，并不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另一方面又列举了许多所谓中同人特有的“陋习”，如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盛行，甚至腐败问题等等，都说成是血缘价值所带来的。更离奇的是，他还把血缘价值说成是“种族论”、“血统论”，把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行为也算到血缘价值的帐上。看来，为了做这篇商榷文章，他已是完全不顾逻辑、不怕混乱了。

冯先生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道德，一棍子打死。他甚至把现今许多商号、商品冠以“帝”、“皇”、“霸”、“宫庭”的名称，也说成是传统文化的弊端。其实真正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人，恰恰是讲究“不逾制”的，尤其不可能随便称“帝”称“皇”。所以如果硬要说弊端的话，这些也只能算是传统文化崩坏带来的弊端。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时代的许多具体形式，到了现代社会的确出现了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也应该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简单地贴标签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血缘价值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实践。其实，就算是古代所讲的“孝道”，也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封建道德”的判断了结之，何况血缘价值在新的时代有“爱国主义”等等新的表现形式呢!

还有，我们说血缘价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线，就是说在这个底线上可以推演出高尚的人格。事实上，儒家强调的推己及人，就是从对自我的爱推演至对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爱，然后再推演至群体的爱，最后到对天下人的爱。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思了。文化底线，是道德文化的最低要求。说血缘价值是我们的文化底线，就在于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能为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所认同的精神价值，并非认为这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标准。高的道德不能推演出低的道德，而低的道德可以推演出高的道德。血缘价值能够作为我们道德文化的底线，因为低层次的人可以用它来孝敬父母，而高层次的人可以用它来做好“父母官”，做好“人民的儿子”，推演出“天下为公”，等等。所以，血缘价值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更是中国的。

总之，我们思考中华民族文化的出路问题，头脑里始终有那么两个词：一个是“现代性”，一个是“全球化”。由于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是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来说，就是一种挑战。因此，文化的出路，实际上就是传统文化是否能够和现代性基本观念相适应相融合的问题。此外，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背景，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全球化。在这个时候，人们愈加紧迫地意识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就逃脱不了被同化的命运。“现代性”这个词告诉我们，传统文化必须发展、求变，而“全球化”这个词告诉我们，我们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必须保持我们自己的魂魄，不能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

如果像冯如孟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有了商品经济的条件，中华民族的文化出路自然就在脚下，不用去寻找了，那么距离亡文化、被同化的命运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