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鬼使”到“千张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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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同“外夷”及藩属的关系由礼部和理藩院处理，主要是安排朝贡与册封的相关事宜。其他各部臣工和地方官员一律不得与“夷商”、“夷使”私相交通。从制度上看，这项规矩关系到“朝廷体制”和“祖宗成法”，不可轻言更张；从观念上看，它关系到“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不容稍有疏忽。
然而时移事变，似乎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的通商口岸大门洞开，金发碧眼的西洋人成为与大清朝打交道的主要对象。这些人全然不懂天朝的规矩，一味地要求增加在中国的权益。为了“安抚”纷至沓来的西方使臣，应付不断扩大的“通商关系”，1844年，道光皇帝批准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这是一个兼职，具有钦差大臣的性质，由两广或两江总督兼任，没有下属机构。这个职位的设立，意味着封疆大吏负有直接接待西方使节的职责，也意味着西方使节获得同朝廷命官随时交涉的机会。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西方同清朝的关系，由此而具有了官方交往的性质。只是清政府仍然一厢情愿地把与西方的关系看作是临时事务，一俟外部压力减弱，就准备相机裁撤通商大臣。兼领通商大臣的总督也常常故意。美国使节马沙尔在广州要求会见通商大臣叶名琛，商讨递交国书事，叶以“选定吉日”等借口推拖搪塞，始终未予接见。叶名琛沾沾自喜，以为这种捉迷藏的把戏是玩弄“夷使”于指掌之中。对于这样的渎职行为，道光皇帝居然认为是“驭夷”有方，大加赞扬。清朝君臣的愚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又在中国获得许多新的权益。在外交方面，它们获准在北京派驻公使，可以直接同大清政府交涉。战后复杂的条约关系使清廷疲于应付，恭亲王奕Xin奏请设立专门机构，处理对外事务。1861年，上谕批准建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与洋人打过交道的奕Xin懂得，随着外国使节常驻北京，中外交涉会远远超出通商的范围，因此再次请示，经批准后取消“通商”二字。
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大事。它表明同西方的交往触动了大清政权的中枢机构。与西方建立官方关系已经无从回避。不过在成立之初，为了排除非议，奕Xin还不能不强调这只是权宜之计，“俟军事肃清，外国事务较简”，便可裁撤。总理衙门的“总理”二字名副其实，因为凡与洋人有关的事务都推给它处理。在外交之外，它还要负责南北洋海防、长江水师、机器制造、海关、铁路等等五花八门的事务。清政府的其他部院依然不得接触洋人。事实上，“严夷夏之大防”的观念根深蒂固，满朝文武视洋人如“鬼魅”、如“犬羊”，避之唯恐不及，绝少有人愿意主动涉足洋务。这也是初期总理衙门的官员大多兼职而非专任的一个原因。
1861至1862年间，英俄法美等国的公使相继来京，建立使馆。按照国际惯例，中国也应当向西方各国派遣常驻使节。总理衙门深感为难，其中“礼节一层尤难置议”。中国使臣在国外若按中国章程办事则恐洋人不依，若行西方之礼则有辱列祖列宗及天朝体面，真是无所适从。此外，历数六部九院大小臣工，熟悉外国事务者寥寥无几，难以挑选。因此，派遣使节一事只好“搁置”。
1866年，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要回国休假。他建议清政府派人随他到欧洲一游，借以了解海外情况。总理衙门深感中国不知外国情形，对于办理中外交涉颇多隔膜，因此欣然接受建议。经奏报批准旗籍官员斌椿带领3名同文馆学生，随赫德游历欧洲。斌椿一行在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游历了法、英、荷、俄等10多个国家。他们只是走马观花地逛了一圈，然而足以使63岁的斌椿发出“非亲到不知有此胜境”的感叹。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人远赴西洋。虽然不是正式的使团，却也表露出部分开明官员对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意愿。两年后，清政府正为同列国修订条约的期限已近而不知所措，适逢美国公使蒲安臣要卸任回国，于是总理衙门便聘请他为中国使节，率领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使团访问了11个国家，向各国转达了和平往来、减少磨擦的愿望。这种主动姿态反映了清政府对外政策的重大发展。当然，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以一个外国人充任领队，确有令人难堪之处。临行前，总理衙门指示蒲氏交涉事宜须与中国官员商量妥当，经由总理衙门核定。但他在美国期间却擅自订立条约，并迫使清政府日后不得不批准。然而此次派使，避开了礼仪上的为难之处（蒲氏可自行西方之礼），解决了人选上的为难之处（蒲氏谙熟各国交涉事宜），使中国终于迈出了派遣使节的历史性一步。两相权衡，或可说是得失相抵。
清政府再次派官员出使欧洲是在1870年。由于法国教案，清廷被迫派通商大臣崇厚赴法谢罪。当时，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国内又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逃到凡尔赛的法国政府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崇厚一行却规规矩矩地在法国等到局势稳定下来，向其政府道歉后才回国。这是一个使中国蒙受屈辱的使命。不过，中国人有机会目睹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也算是一点意外的收获吧。
1875年，英国翻译官在云南丧生，引起交涉。依前例，清政府派郭嵩焘为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为驻英公使。1877年，郭嵩焘在英国设立中国公使馆，他由此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这位年届花甲的傲世英才也由此“骂名穷极九洲四海”。当时的外交工作尚为人所轻贱，外交官替洋鬼子办事，为人所不齿。总理衙门的差事被称作“鬼差”，外交使臣被称作“鬼使”。即使是权倾一时的恭亲王奕Xin、由于主持外交，也被人私下称作“鬼子六”。郭嵩焘奉旨出使英国，朋僚再三劝阻。一位朋友在日记中写道：“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麒，此次出山，真为可惜。”
郭嵩焘需选用若干随员，满朝官吏竟无一人响应。光绪皇帝命人举荐正直的官员担负外事工作。一位大学士回答：“岂有正直之士热心于外务者？”一位官员派驻俄国使馆，同窗好友为他践行，涕泪不止，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慨。的确，驻外使节代表大清朝，从东方走向西方，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道远而任重，前途确实无法预卜。
郭嵩焘到英国以后，按照总理衙门的要求送回他头50天的日记。日记如实记述了西洋先进的技术、发达的商业和优良的政治制度。他不仅承认外国也有悠久的历史与文明，而且提到，如今西方人看待中国，如同当初中国人看待夷狄一样。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只算半开化的国家。这一下可不得了。日记刊行之后，激起朝野公愤，人人唾骂，直到皇帝谕令毁版，风波还难以平息。郭嵩焘在英国的行止也屡遭奏劾：参观炮台之时由于畏寒，竟敢披上洋人之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见巴西国王之时，竟然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在王宫听音乐之时，居然屡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此等“过失”被一一罗织成罪。结果，他未能有所建树，出使一年多便被召回，负罪引退。到了庚子年间，京城内外搜杀“二毛子”，还有京官上疏，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