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冲突的成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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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究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形成冲突的原因并寻求二者之间更好的协调机制是当前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也是我国货币当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四个典型化事实证明，由于美元霸权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政策国际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导致我国在一系列政策国际协调中处于不利地位，并由此造成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经常性冲突，其中美元霸权的渗透和影响是关键性的。据此。本文提出了若干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冲突；国际协调；美元霸权

JEL分类号：F4；E5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f2012104-0050-08

一、引言

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冲突及协调问题，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金雪军、王安安(1999)通过对汇率目标区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可通过建立人民币汇率目标区，促进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谢平、张晓朴(2002)基于弗莱明一蒙代尔模型和三元悖论实证分析了1994-2000年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三次冲突并提出了若干协调建议，认为从中长期看，加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的根本出路在于稳步、深入推进结构改革，实现各类市场的良好衔接，以及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等。刘锦虹(2004)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资本市场并没有摆脱三者不可调和的“三元悖论”，逐步开放资本项目，完善外汇监管体系，改革汇率决定制度，实现浮动汇率制度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徐长生、苏应蓉(2006)通过分析我国的新斯旺模型。发现在当前面临内外部失衡的状况下，我国应采取利率上调与人民币升值的“双升”的政策组合。鲁方生、陈恩情(2009)以弗莱明一蒙代尔模型为理论基础，在运用IS-LM-BP模型完成对我国目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后，再通过IS-LM-BP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如何结合才能解决我国经济内外不均衡，强调货币政策的短期性和汇率政策的中长期性。曹强、虞文美(2010)在“三元悖论”的理论基础上，阐明了我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矛盾，并且解释了当前我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给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带来的影响和困难，认为我国现在亟需重视两者之间的协调。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尽管国内学者对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冲突及协调问题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现有的西方经济理论，如“汇率目标区理论”、“三元悖论”、“斯旺模型”和“弗莱明一蒙代尔模型”等，对我国两种政策之间的冲突进行解释，在理论上几乎没有产生新的突破。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大都着重从国内视角而很少从国际视角来探究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冲突的成因及对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市场全球化时期，我国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大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要与区域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或其他大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和“溢入效应”，而根据国际政策协调理论，区域经济体之间或大国之间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有益的。事实上，我国与东盟之间以及我国和美、日、欧等大国之间也确实进行了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磋商、协调或合作，但在国际协调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这些区域或大国政策协调必然也是不完美的，可能会对我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产生不利冲击和影响。因此，本文拟从国际协调的视角来分析和解释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冲突的成因，并试图形成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二、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和美元霸权：命题的提出

所谓政策国际协调，从狭义讲是指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方式来对某些宏观政策进行共同的设置；从广义看，凡是在国际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国内宏观政策产生一定程度制约的行为均可视为政策国际协调(杨长江和姜波克，2008)。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政策国际协调概念。为了便于研究分析。我们根据协调的特点进一步将协调分为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显性协调是指通过正式的协调机制明确对外公布的协调，如1985年美国与英、法、德、日等四国通过《广场协议》展开的汇率政策协调；隐性协调则指未通过正式的协调机制而不约而同地采取某些类似政策行动的协调。例如，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都可看作是隐性协调。换个角度，我们还构造了主动协调和被动协调两个派生概念。所谓主动协调是一国主动采取某些政策措施与他国进行政策协调，例如，中国在1997年7月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中采取人民币汇率不贬值的政策，这同时也是一种显性协调，因为它是中国政府和货币当局公开对外承诺的；被动协调则是指一国在某些国际压力下被迫进行的政策协调，如2005年7月以来的人民币升值。另外，我们定义政策国际协调机制是指进行政策国际协调的制度、协议、对话、平台、渠道、组织机构等等。从成员国数量的角度可以进一步将政策国际协调机制分为双边协调机制和多边协调机制。

双边协调机制，如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是中美双边协调机制中最有影响力的三个，通过这三个对话机制，双方在促进国内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增长、建设强有力的金融体系和完善金融监管、开放贸易和投资、改革和加强国际金融机构方面的合作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与美欧和美日关系相比，中美之间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还未根除，美国对中国长期实行的接触与防范并重的两手政策也未根本改变，两国间的战略互信仍在建设中，双边政策协调合作的平台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就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实践来看，由于中美两国央行体系在组织构成、政策目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货币政策信息披露内容、时间等运作模式不同，造成双方信息沟通困难。更重要的是，美国凭借其美元霸权，可以较少地考虑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变动影响，更加独立地执行国内的货币和财政调控政策，这些政策的调整会迅速通过美元的流动传导到其他国家，而这种被动接受的影响往往是消极的。因此，在中美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中，中国往往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

中国参与的重要多边政策协调机制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贸易组织(WTO)、国际清算银行(BIS)、世界银行(WB)、20国集团(G20)、“10+3”(东盟十国加中、日、韩三国)等。例如IMF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率政策监督原则》是判断货币操纵的主要依据。IMF的《2007年双边监督决定》是一个双边的汇率政策监督框架。在这个框架下，IMF通过与各成员国之间的单独磋商对话来影响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它通过引入基于外部稳定这一概念的原则和七项观测指标，强化了对经常项目顺差国家和汇率低估现象的监督，并且强调成员国应该加强与IMF合作，《决定》对我国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构成很大的压力。WTO也具有关于汇率政策的规定与争端解决机制，但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规定，在外汇安排问题上，WTO应与IMF进行磋商，并且接受IMF提供的关于外汇的事实调查结果和决定，可见，IMF在此领域比WTO更具权威。相比之下，国际清算银行(BIS)只是为各国中央银行的合作与政策协调提供服务。如成员国央行行长例会、向成员国提供国际金融业务统计与分析等。世界银行(WB)则通过政府贷款和经济援助在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中起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