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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读者 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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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每个地区,每本《新周刊》后面,都有一位首席读者在为我们加油。

最痴情的首席读者

林公翔(《福建青年》杂志社副总编,《青春潮》半月刊主编)

“在中国将近一万种杂志中,《新周刊》是我唯一一本自费购买的杂志。”

他收藏了所有的《新周刊》。他书房和办公室书橱的《新周刊》里,有他“洋洋洒洒”的签名:林公翔购于海口美兰机场,购于昆明,购于首都机场,购于重庆解放碑报刊亭……

最执着的首席读者

吴漾(四川省什邡市文化局)

“今后的每一天,生命在,与《新周刊》的缘分就在。”

他拥有除总第12期以外的所有《新周刊》杂志,包括增刊、别册、明信片、挂历以及图书,专门请人做了锦盒盛装《新周刊》前期的报型期刊。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新周刊》的《中国可以说不》,曾为刊后一句“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新一点”而怦然心动。

最有毅力的首席读者

李西西(儿童文学工作者)

“不管怎样,虽然谈不上是我的精神导师,但《新周刊》几乎是起决定性作用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辞去工作后,他带着《新周刊》从南方到北方寻找理想。在多个城市的流转中,从厚厚一摞到两个无比沉重的巨大纸箱,他始终没有丢弃任何一本《新周刊》。受《生活方式创意榜》启发,他和朋友一起完成童话《万能女生王卡卡》,成为作品发行12万册的作家。

最有意义的首席读者

帅很三冷(云南瑞丽读者)

“我10年来的愿望,已经集齐《新周刊》自第0期到今天的总第228期,距总第10000期的愿望只剩9772期了。”

“现在我仅仅有《新周刊》创刊的第。期一册,我还想再有第二册、第三册……第一百册、一千册、一万册(期)的《新周刊》。”10年前,他写给《新周刊》的话登在《新周刊》总第5期的“来函照登”上。8年后,《体验之都――云南》给这封信作了一个定位:这是《新周刊》和云南全接触中第一封来自当地的“读者来信”,拉近了广州到云南的距离。

最会交朋友的首席读者

晓德(大旗网)

“因为《新周刊》而走到一起参加电视榜的朋友,如今也如天上的墨墨一般散落在全国各地。”

他和《新周刊》曾有两次直接“约会”:2000年参加《新周刊》第一届“中国电视榜”颁奖;2002年再次接到邀请。在这个过程中,《新周刊》论坛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亦因此把不少《新周刊》的编辑、读者收编进他朋友的队伍。

最善学习的首席读者

李耘(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干部)

“我坚信,要论起《新周刊》对读者的影响,我不会输于任何一位比我更先结识它的人。”

邂逅《新周刊》“1997大盘点”时,李耘正操持一本名为《首都国家安全》的内部刊物,《新周刊》颠覆了其办刊理念:《首都国家安全》从此杜绝平板浮夸式的文章编排;杜绝公文陈述式的文字;好图必做成整页或跨页;2000年年初推出“影响20世纪的10大间谍事件”,引来多家报刊联系转载。

最辛苦的首席读者

袁斌(湖南省湘潭市新华书店集团供应部)“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我对《新周刊》那份渴望。”

他购买了从第。期到最新出版的所有《新周刊》。10年来,因为不方便从邮局订购《新周刊》,而2000年以前他所在的城市还没有哪个书摊上有《新周刊》卖,他的每一本杂志都是在他住地50公里以外的省会长沙买到的。

最有缘分的首席读者

梁光(上海港务工程公司)“每期必读,时时温故,成了我工作之外最大的癖好。”

1997年的一天午休,他被《中国不踢球》标题所吸引,从此成为《新周刊》的拥趸。和《新周刊》晚了一年认识的他,曾与编辑部、发行部工作人员多次联系追订创刊以来的各期刊物。参加过《新周刊》在上海举行的读者见面会后,他便和《新周刊》结下了9年的不解的缘分。

最有研究精神的首席读者

李叶华(暨南大学硕士生)

“处于成熟稳定期的《新周刊》专题策划时下最重要的目的当然不是攻城略地,而是寻求质量和特色,树立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他选择了《〈新周刊〉专题策划模式和特色探析》作为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探讨了《新周刊》在专题策划的得失。《新周刊》的编辑认真看过他的论文,《新周刊》的主编参加过他的论文答辩。

最见解深刻的首席读者

滕威(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

“《新周刊》的城市故事在我看来构成一个典型的症候性文本,它呈现了一个荒诞而又颇具:合法性’的城市叙事。”

他在研究“城市中国”主题时选择了《新周刊》作为分析个案之一。他的观点是,要考察中国城市化的话语结构,不可能放弃《新周刊》十几期城市专题,也不可能放弃《新周刊》上百篇的城市专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