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君列传》轶事描写中解读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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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史记》中，凡是被司马迁立传的人物，都可以看到令人过目难忘的精彩故事，而这些人物的传记，主要就是由一、二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构成。司马迁主要采用避实就虚的方法，只用三言两语就概括了他们的一生，而把重点放在“轶事”描写之上。本文将以其中的《商君列传》为例，从商鞅的轶事中，分析商鞅冷静机智、谨慎贤明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史记·商君列传》 轶事描写 人物形象

一部《史记》，几乎就是一部历史人物的故事集。在《史记》中，有些人物的传记主要就是由几个生动有趣的故事组成的。这些“轶事”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画龙点睛，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通过着墨不多的小故事来提示人物的思想面貌，表现人物的个性特点的做法，是司马迁写人物的惯用手法。

其中，以《商君列传》为代表，整个传记内容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作者从魏相公叔座临终荐贤落笔，写得极富情趣。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司马迁明写公叔座知人识才，实际上暗述商君之德之贤，是堪委重任的“奇才”。一者为商鞅助孝公变法图强称霸作铺垫，二者为后文魏惠王悔不听公叔座之言设下伏线。在笔法上有一石二鸟之妙。

虽然这只是商鞅发迹前的一则轶事，但它通过描写魏惠王、公叔座和商鞅这三个人物之间的对话，展示了三个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

公叔座作为一国之相，先公后私，是非分明，为国家着想，他推荐商鞅接替自己担任相位，颇有识贤之能，可惜不被魏惠王接受，以致错失了一位栋梁之材；从主人与门客的感情着眼，他又非常富有人情味，劝商鞅赶紧出逃，以免招惹杀身之祸，一种关心、爱护之情溢于言表；更可贵的是，他把自己在魏王面前所说的两个主张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商鞅，并说明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坦坦荡荡，真不愧宰相风度。推荐不成则建议杀掉商鞅，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而且正是这种矛盾之处，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

魏惠王去看望病中的公叔座，体现了君王对朝中重臣的深切关怀，出自真心真情，但是他关于公叔座万一不幸谁可接班的询问，则是有口无心，所以当公叔座一本正经地推荐商鞅时，他以“嘿然”的态度作答，并没有把这个合理的建议放在心上，其实心里是不以为然的，他的许诺杀掉商鞅，也是应付而已，目的是为了照顾公孙座的颜面，并没有真的当一回事，所以出门时，才会对身边的大臣说公叔座是老糊涂。从魏惠王的表现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的昏庸君王形象：他一不问问清楚，商鞅究竟有何德何能，以致公叔座要超常规破格提拔他来接自己班；二是当面答应，转身就失信于人，与大臣之间缺乏一种互相信任合力兴国的责任感；三是自作聪明，暗于识人既不了解自己的宰相，也不了解商鞅，糊里糊涂地埋没了一个杰出的人才，商鞅如果不出走秦国，可能就永无出头之日，更何谈建立千古功业。

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是商鞅，公叔座的推荐，补充说明商鞅的非凡才干，为商鞅的出场作了很好的铺垫；魏惠王既不用商鞅也不杀商鞅，为商鞅以后有机会远走秦国施展才华埋下了伏笔。商鞅对魏惠王态度的分析，洞察入微，有理有据，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超常的胆魄，如此冷静，如此镇静的一个人，才是一个可以成大事的人。

而为了突出商鞅的性格特点，这个故事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也颇为讲究：

一是侧面描写和正面描写相结合。文章开头交代了商鞅的姓氏、籍贯，这是《史记》传记写人的惯用方法。接下来即转入公叔座向魏惠王推荐商鞅的描写，借公叔座之口说出商鞅是个可以“举国而听之”的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比正面描写商鞅如何贤明能干的效果要好得多，同时还能给读者留下十分丰富的想象余地，又为下面商鞅在秦国变法图强作好了有力的铺垫。紧接着，文章写商鞅不肯离开魏国逃命时，则又用了正面描写，这里强调的是商鞅的大胆心细，从容不迫。侧面描写的目的是突出商鞅的贤才，正面描写的目的则是表现商鞅与众不同的胆量和气度。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不同的侧面写出了商鞅的非凡之处。

二是对话描写。这个故事基本上是由对话组成的，每个人的对话都非常符合人物的身份，也能表现出各自的性格特点。公叔座摒去身边的服侍人员才敢向魏王提出“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的建议，可见他谨慎小心；但他转眼又把商鞅叫来，告之了他之前给魏王的推荐和建议。一方面可以说是他公私分明；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做人的圆滑之处。然后，商鞅在回应公叔座之言时却更为巧妙，他说：“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这样的回答实属于智者的一种推理。这样平常、浅显的道理，聪明的公叔座在情急之中却没能参悟，身处“险境”的商鞅却不慌不忙，一语道破，商鞅的镇定、机智不就比公叔座还要高出一筹么？

在司马迁的笔下，商鞅是个形象完整、个性突出、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他“少好刑名之学，”“年虽少，有奇才”，这是他推行变法功成业就的自身条件。他思维敏捷，善于析理，公叔座荐贤未果，劝他逃走，他说：“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真是语出惊人。他长于言辩，三说秦孝公，终见重用；舌战甘、杜，初战告胜。对变法，他面临重重险阻，迎难而上，孜孜不倦，不屈不挠，在斗争中始终采取进攻的姿态，牢牢地掌握主动权。他高瞻远瞩，刻意进取，对事业不断追求，二次变法，一步一个新台阶，收效甚著。这是一个政治家非常可贵的品质。他不仅是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以战略的眼光看待秦魏关系，“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他看准了“齐败魏军于马陵”，太子被虏，庞涓被杀，魏军元气大伤，“诸候叛之”的大好时机，力劝孝公“可因此时伐魏”。他分析说：“魏不友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候，此帝王之业也。”秦魏交兵，他诱捕了魏国的统帅公子昂，致获全胜。这种欺诈手段在道义上虽非光明正大，但于军家来看，亦属“奇谋”。但是，在作者笔下，他又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天资刻薄”，刑公子虔，欺魏将昂，黯公孙贾，不听赵良之言，滥刑于百姓，畜怨积仇比于丘山，最后所逃无处隐身，所归无人容纳，导致车裂身死的可悲下场。

在太史公给我们讲述的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描写的一个又一个细致的情节中，镇静机智、谋略过人但又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商君，就这样活生生地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更让我们对他有了过目难忘的深刻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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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