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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读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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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刘邦的名声不算好。读书人提起刘邦,总多感不屑。如此情形,古今皆然。早在刘邦当年,陈平就曾当面直说:“大王慢而少礼,士廉洁者不来。”即使日后大事底定,天下一统,都还有狷介高士对刘邦“慢侮人”的恶行深恶痛绝,最后,竟愤而“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譬如“商山四皓”)。

读书人(尤其廉洁狷介之士)与刘邦虽说如此犯冲,但古人曾言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刘邦尽管可厌,却仍有些长处,很可以让这些读书人借镜的。譬如,刘邦知言。

“知言”看似容易,其实不然。孟子一书高谈“知言、养气”,谈得精采,但老夫子是否真做得到“知言”,却不无问题。孟子雄辩滔滔、议论纵横,很轻易就能将对方给压倒。他自诩的“知言”,更多是这样的言语交锋与论辩分析。但是,若真要说“知言”,却必定得彼此心领神会,得先善于听人说话。我们读论语,看得岀孔子善听。孔子自言“六十而耳顺”,一听别人说话,字字句句,知情解意,无有隔阂;听着听着,可以全然无隔,这就是“知言”。但我们读了孟子全书,却很难想象孟子可以安安静静从从容容地听别人娓娓道来。我们总觉得孟子好辩,急着要表达意见,也急着要说服别人。好辩之人,其实很难做得到“知言”。

刘邦知言。刘邦平日散漫,好狎侮,极无礼,不时就骂人,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一旦认真,不仅无比正经、出奇冷静,甚至比谁都还虚心。别人听不进的,偏偏他就能。

譬如,刘邦迁都关中。当年刘邦灭项羽、即皇帝位后,原本打算长驻洛阳,左右大臣也主张定都于此;若依现代人“专制”或“民主”的那套想法,不管怎么说,似乎都该留在洛阳才是。岂料,只因张良力主建都关中,一席话,分析得极中肯綮,句句在理,刘邦于是颔首频频,遂幡然转变,完全不顾自己原先的想法,也不管对沛县老家多么魂牵梦萦,更全然不理会什么多数人之意见;他说改就改,毫不拖泥带水,立马迁都长安,“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请注意“即日”二字)。这般果决,这般干脆利落,正缘于他知言的能耐。刘邦如此虚心,是骨子里的虚心,与他平常好说大话、吊儿啷当的模样,看似完全矛盾,但事实上,却是相反而相成。

与刘邦迥然有别、彻底颠倒的,当然是项羽。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甚至“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那模样,简直就是温良恭俭让。但是,同样讨论到定都时,有人力劝关中,项羽却啥也听不进,只撂下一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必定要回返彭城,谁劝都没用。这还不打紧,后来是有人看不过去,遂讥讽项羽急躁短视,有如“沐猴而冠”;项羽一听,大怒,直接就把这人给“烹”了。如此残暴,又如此执拗,对照他平日恭敬慈爱的姿态,当然也大有矛盾;但是,这的确也是相反而相成了。

与项羽不同、却颇有相通的,是历代“知书达礼”的某些读书人。他们当然没有项羽那样的残暴,但骨子里,却也不乏类似的执拗。他们平日貌似谦恭,也常自诩虚心,但真到紧要关头,却经常死咬不放,偏执得不得了。如此偏执,缘于他们喜高言、好议论,言语滔滔,轻易就可自圆其说,甚至也能自我欺瞒。连自己都欺瞒得了,那么,别人的言语,又焉能听得进去?

这偏执,更根柢的原因,是他们过度“是非清楚”与“善恶分明”。他们自居道德制高点,一拗起来,动辄要标榜“自反而缩,虽天下人吾往矣”;在“大是大非”的旗帜下,总将自己的偏执说成是“择善固执”。于是,道德感炽烈的读书人向来偏执,最难劝得动,也离“知言”二字最远;而且,误事最深。譬如当年,北宋有新旧党争两造各持己见、相互倾轧的“道德君子”,清末也有成日讥弹李鸿章、自诩“清流”的翁同龢者流。“君子”也好,“清流”也罢,他们一直都在“择善固执”,但可叹的是,他们一直也都在误人与误己。

读书人之狷介,本可敬佩,他们的道德感,原也美事一桩,但这可敬之美事,稍一不慎,却可能沦为不自知的执拗。“择善固执”与“执迷不悟”,本只一线之隔;炽烈的道德感与极度之偏执狂,原也只一步之遥。如何避免异化,其实是门极大的功课。如何学会真正的“知言”,更是每个读书人都该面对的课题。孔子“六十而耳顺”,境界确实高了些,但至少,他们应该学会放下原来的不屑,慢慢平心静气地参详“无赖”刘邦,琢磨他“知言”的本领,这倒是个简易的法子!